结合近期四起案件分析灵活用工与“灵活虚开”的差距有多远?


编者按:随着平台经济渗透到配送、家政、直播、技术开发等各类场景,企业用人不养人、劳动者接活不坐班的灵活用工模式逐渐增多。灵活用工平台也由最初的信息撮合工具,发展为承接业务、组织服务、结算报酬的重要枢纽。但税务机关在近期查处的案件中反复看到同一种情形,即平台开具的发票形式完整、合同齐备、资金有迹可循,最终却被认定为虚开,受票企业随之被牵连补税。灵活用工与灵活虚开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远?本文将通过梳理近期典型案例,介绍灵活用工业务的两类常见模式,辨析其与虚开的异同点,最后结合税务查处趋势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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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典型案例

案例一:雅安公安破获灵活用工虚开案,涉案金额达1.66亿元

四川雅安公安根据省税务局稽查局案件线索,侦破了一起灵活用工虚开案。案涉团伙在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与用工企业签订虚假服务外包合同,并将企业原有员工包装成所谓的灵活用工人员,签订虚假个人承揽协议,虚构劳务关系与业务链条,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同时接受他人虚开发票。最终,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涉案嫌疑人分别被判处一年到四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例二:鞍山公安重拳打击虚开发票,涉案金额达2亿余元

2026年,鞍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破获灵活用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追缴违法所得300余万元。经查,该公司利用网络建立灵活用工平台,向平台中录入虚假用工人员,虚构用工业务,制作虚假用工合同,利用个人代开的方式为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涉案金额达2亿余元。

案例三:北京警方破获了灵活用工平台虚开案件,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家企业用工及涉税申报存在异常。经调查,企业将部分在职员工包装成第三方外包公司的员工,再通过灵活用工平台,以发包劳务的方式经第三方外包公司向这些员工发放工资,涉嫌虚开发票偷逃税款。在固定证据后,警方成功破获案件,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目前涉案企业实控人及财务人员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涉事企业需补缴税款并缴纳高额罚款。

案例四:重庆市税务局查处以灵活用工为幌子虚开发票案件

近期,重庆市税务局根据涉税违法线索,依法查处重庆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经查,2022年至2024年,该公司在无实际用工业务的情况下,利用虚构灵活用工服务的方式,取得异地灵活用工平台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合计91.48万元。重庆市税务局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97.3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已全部追缴入库,相关线索已移送公安机关并立案调查。

四则案例违法行为如出一辙,均体现为以灵活用工为外壳,虚构用工关系开具增值税发票。案例或将自有员工包装成灵活用工人员,或向平台录入虚假人员、编制虚假合同,再借个人或平台取得发票,形成用工企业、灵活用工平台、灵活用工人员多方参与的开票链条。处罚结果则面临行政和刑事双重追责,用工企业与平台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涉案主要人员面临涉嫌虚开发票罪刑事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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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业务的两类常见模式

灵活用工以其高灵活性著称,其核心在于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弹性的劳动力解决方案,以适用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企业内部的需求变动。灵活用工模式允许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季节性高峰期间,快速调整人力资源配置,从而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和效率的最大化。实践中,根据平台在交易中实际承担的角色职能,可以将灵活用工业务区分为中间撮合模式与业务承揽服务转售模式两类。

(一)中间撮合模式

该模式下,平台是居间撮合方,为用工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信息匹配、支付结算与发票开具等支持服务。

合同流上,用工企业直接与就业人员签订承揽服务合同,平台则与企业签署服务结算协议。资金流上,用工企业将撮合服务费用支付给灵活用工平台,将劳务服务费用支付给灵活就业人员。发票流上,平台就自身收取的撮合服务费用向企业开具发票,就业人员就劳务服务费用通过税务机关向用工企业开具发票。合作特征上,平台发挥牵线搭桥作用,促成用工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达成合作。用工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自主协商决定劳务服务内容及定价标准。

(二)业务承揽服务转售模式

该模式下,平台从居中撮合转变为劳务服务的直接提供方与转售方。

业务流上,平台先与用工企业签订服务协议,承诺提供所需服务,随后再与就业人员签订协议,将任务分配至个人。合同流上,用工企业与平台建立服务承揽关系,平台作为购买方向灵活用工人员购买服务,再向用工企业销售服务。资金流上,企业基于承揽关系将全部服务费直接支付给平台,平台在人员完成相应服务内容后向其支付服务费。发票流上,平台按收取的费用向用工企业全额开具发票并作为法定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同时,取得就业人员开具的发票作为成本凭证。角色特征上,其本质是从就业人员处采购服务再销售给用工企业,平台自主招募定价、独立承接并全程管控交付、承担风险。

(三)两种模式对比

两类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平台在交易中都承担了真实、可验证、可追溯的职能,并据此确定收入及开具发票的口径。中间撮合模式灵活用工平台仅就取得的服务费部分确认收入并开具发票。而业务承揽服务转售模式平台需就服务全额确认收入并开具发票,然后取得灵活就业人员代开发票作成本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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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业务与灵活虚开的异同

(一)形式上的相似

从形式上看,两者具有一定相似性。灵活用工业务与灵活虚开在合同或协议的签订、发票的开具、资金的支付以及从业人员清单留存上都是齐全的。也正因如此,实践中部分企业误以为只要做到发票、资金、合同三流一致便无涉税风险。而虚开业务之所以屡屡在稽查中暴露,恰恰在于形式之外存在无法补足的业务实质问题。

(二)实质上的区别

第一,就业人员来源与招募渠道不同。合规的灵活用工两类模式下,人员均需通过在平台建档、由平台派单,平台负有真实的人员组织过程。而虚开情况下,企业已自行通过线下渠道招募到就业人员,出于降低用工成本如避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或避免承担社保等支出的需要而将就业人员挂靠在灵活用工平台,虚假包装成平台募集的劳动力,此时的平台并未实际参与人员组织过程。案例一和案例三均是此类情况,将企业原有员工通过签订虚假协议的方式,包装为灵活就业人员,进而通过平台取得增值税发票。

第二,服务是否真实发生以及是否符合时间逻辑。合规的灵活用工服务应在平台上完成从发起到承接再到交付与验收的各个环节。而虚开情况下,业务可能是在线下服务已完成之后,才将业务补录到平台后进行发票开具。平台线上流程的创建显著晚于实际交易完成时点。更有甚者,线下并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在平台虚构订单完成开票。此类情形下,发票记载的交易时间和主体与真实业务均不相符,税务机关通常会认定平台的事后开票行为涉嫌虚开。案例二便是此类情况,平台通过录入虚假用工业务,制作虚假用工合同达成虚开发票目的。

第三,资金性质与流向不同。合规的灵活用工模式,企业支付的是真实服务对价,资金经由企业至平台再结算给就业人员。虚开情况下,资金往往存在回流。即资金从用工企业支付出去后再通过个人账户或其他方式回流至用工企业。案例四中税务机关查实资金存在回流,从而确认了案涉企业编造业务场景、虚构业务、虚开发票的事实。

第四,费用定价逻辑不同。合规灵活用工业务的服务费基于服务内容、工作量与市场水平而形成。但虚开情况下,平台取得的所得仅是企业支付的开票费,开票费与开票金额往往直接挂钩,而与发票背后依托的服务本身无关。

(三)税务定性差异

真实的灵活用工业务,依法开票是平台的权利也是义务。受票方用工企业取得专票一方面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另一方面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成本。而完全虚构用工关系、无真实服务情况下仅以支付开票费为对价取得发票,可能构成虚开发票类犯罪。如案例一,犯罪团伙以灵活用工为名签订虚假服务外包合同,将虚构劳务关系,对外虚开价税合计1.66亿元,案涉主要嫌疑人被判处一年至四年有期徒刑。综上可见,发票背后是否存在真实的灵活用工业务所导致的税务层面定性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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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对灵活用工类虚开的查处手段

在以票控税转向以数治税的背景下,监管旨在通过数据能力穿透业务实质,实现全面而精准的覆盖。随着2025年6月《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正式施行,税务机关查处涉税虚开案件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维度数据对比。发票与申报数据的指标化比对。包括开票品名与业务实质是否匹配、服务费规模与用工企业工资总额和人员规模是否契合、受票企业行业跨度与开票集中度是否异常、平台开票金额与从业人员申报收入的对称性等。

二是上下游联动协查。通过对整个交易链条进行追踪,一旦发现其中某个环节异常,则与该链条相关的所有企业均可能被纳入稽查范围。

三是资金流穿透核查。对资金流水实施监控,实现银行流水与发票数据的联动分析。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资金回流现象,这也是税务机关认定虚开的关键依据。同时核对发票金额与银行流水金额是否一致,以及发票交易双方与银行转账双方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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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灵活用工与灵活虚开的差距,归根结底不在三流一致的表现形式,而在发票背后的真实业务。平台是否真实组织了人员、人员是否真实完成交付、资金是否真实对价结算,才是认定是否虚开的核心。对于平台而言,应着重审视自身商业模式的核心价值,将合规能力建设作为发展的基石,通过健全的内控体系和规范的财务处理去实现平台长远的发展。而对于用工企业而言,回归用工安排的真实性,保留好相关单据,在收到风险预警或检查通知后及时自查整改、主动更正申报,避免问题的进一步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