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2017 » 十一月

全面比较股权转让、股票转让税务处理

 

编者按:所谓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继受公司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企业改制的深化,股权转让行为日益普遍。然而,在股权转让环节中的涉税问题上,不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然存在误解,对于股权转让与股票转让的的区别及各自的涉税风险也认识不清,因此,本期华税律师将着重梳理股权转让与股票转让涉及的主要税种,以飨读者。

 

 

一、企业所得税

(一)一般规定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因此企业转让股权取得的收入应作为企业的收入总额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根据《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得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9号)的规定:企业取得财产(包括各类资产、股权、债权等)转让收入、债务重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除另有规定外,均应一次性计入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的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特别提醒:

(1)核定征收。根据《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7号)的规定:“依法按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取得的转让股权(股票)收入等转让财产收入,应全额计入应税收入额,按照主营项目(业务)确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计算征税;若主营项目(业务)发生变化,应在当年汇算清缴时,按照变化后的主营项目(业务)重新确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计算征税。

(2)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时,应视同转让+投资两个环节。根据《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号)的规定: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具体规定参照《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3号)的规定进行处理。

(3)特殊性税务处理。《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以及《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等文件对企业重组过程中涉及的股权转让政策作了明确,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企业重组行为,可以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享受递延纳税待遇。

 

(二)股票转让

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问题参照《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9号)的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个人所得税

(一)股权转让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财产转让所得,按照一次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纳税。

与个人转让股权相关的股权转让收入的确认,股权原值的确认,纳税申报以及征收管理等问题参照《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的规定进行处理。

 

(二)股票转让

1、上市公司股票

根据《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字〔1998〕61号)的规定:为了配合企业改制,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健发展,经报国务院批准,从1997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的规定,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特别提醒:个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转让限售股,以及其他有特别规定的股权转让,不适用《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

 

2、沪港通股票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自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17年11月16日止,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收所得税。

 

3、新三板股票

《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48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对于新三板企业股份分红的税收政策已经明确和上市公司一致,对于股份转让如何纳税却并未明确。

 

三、增值税

《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对股权转让行为征税重新作出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对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营改增后,股票转让应按金融服务—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以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6%,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单位和个人)通过沪港通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

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

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

特别提醒:

(1)销售额计算。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若相抵后出现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金融商品的买入价,可以选择按照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核算,选择后36个月内不得变更。

(2)增值税发票。金融商品转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印花税

印花税作为一种行为税,只要纳税人书立、领受《印花税暂行条例》列举的应税凭证,就必须贴花。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便属于印花税征税税目。

根据《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的规定: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的征税范围是: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所立的书据,以及企业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这里的企业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是指未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所书立的书据,不包括上市公司的股票转让所书立的书据。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中税协主办、华税承办第二期“税务争议代理业务高级研修班(深圳)” 综述

1

在经济新常态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我国正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收征管和稽查趋于严格、规范,税务争议案件的数量出现大幅增长,类型趋于多元化、复杂化。虽然税务争议解决业务市场空间巨大,但是对于税务师、会计师行业而言尚是一项新兴业务。为此,中税协依托华税“税务+法律”的业务特色,将华税设立为中税协税务争议解决专项业务培训基地,以期提升税务师行业解决税务争议问题的专业能力。

2017年11月25日-29日,中税协主办、华税(深圳)承办第二期“税务争议代理业务高级研修班”在深圳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隆重开班。华税律师事务所作为国内代理税务争议案件最多的专业税法服务机构之一,多年来,华税律师先后代理过全国各地1200 余件疑难税务争议案件,专业能力广受认可。4月19日-23日,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首期税务争议代理业务研修班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此次研修班吸引了全国各省市200余名税务师、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踊跃报名,最终税务师110多人、律师70多人共同参加了本次培训。

11月26日上午9时,研修班举行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教育培训部主任黄宏斌主持,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权芳楼、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华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刘天永出席了开班仪式。权芳楼副会长和刘天永主任分别代表主办方、承办方发表致辞演讲。

(OOR]%J1IN)J2[4(FS}JC%2

图1:权芳楼副会长发表开班动员讲话

权芳楼副会长在讲话中谈到,此次税务争议专项培训是今年的第二期,首期研修班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和高度评价,首期研修班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还要得益于华税的专业优势和学员的认可,华税作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税务律师事务所,十年来在税务争议解决领域积累了丰厚的办案经验,值得各位学员学习、借鉴。权芳楼副会长接下来还谈及两点意见:第一,在税务师行业转型升级的今天,税务争议代理业务的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要求,要全方位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坚定不移的推进依法治税工作,推进税收在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今后,税务争议代理服务必将在涉税服务领域中成为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第二,对于广大税务师而言,税务争议代理业务仍然属于一个新型业务,本次培训旨在帮助税务师行业把握税务争议代理业务的新机遇、拓展业务新市场、提升争议代理业务的能力。

3

图2:刘天永主任发表开班致辞演讲

刘天永主任在致辞中提到,税务争议解决是华税创立以来的核心业务之一,每年解决的税务争议案件高达80余件,在税务争议解决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三年,业务量呈爆发式增长,如何把握涉税服务市场新的需要,为大家拓展涉税业务新的方向,是举办此次专项培训活动的宗旨。希望各位学员在培训过程中,能够放下手中的工作、集中精力、认真学习。在中税协各位领导的支持下,此次研修班如期开班,希望今天能够成为大家参与税务争议解决业务的一个起点,华税在今后会一如既往地为各位学员在拓展税务争议解决业务上提供支持和帮助。

4

图3:黄宏斌主任主持开班仪式并发表讲话

最后,黄宏斌主任指出,本次研修班将各地税务师、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聚集一堂、共话税务争议代理业务,对推进税务师、律师、会计师提升税务争议代理服务水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承办方的华税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律师、税务师涉税服务融合,作为行业领导者和推动者,华税一直秉持“税务+ 法律”的发展模式,目前华税旗下除了华税律师事务所,还拥有多家5A 级税务师事务所。本次培训班华税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再次表示感谢。

11月26日上午9 时20 分,开班仪式结束,由此次研修班班主任、华税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助理李剑组织各位学员及与会嘉宾合影留念。合影留念后,三天的课程便就此拉开序幕。在为期三天的课程中,来自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中国政法大学、华税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学者及律师围绕税务争议代理业务,结合具体案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解读。

5

图4:李林军副会长现场授课

11月26日上午9时20分至12时,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作为主讲专家,围绕“学习十九大精神,引领行业创新发展”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分为以下七个方面:(1)加强党建统领。发挥党在各种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发展条块结合的党建创新。基层党组织要引领政治方向,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2)适应市场导向。税务师应牢固树立纳税人提供全代理服务和综合代理服务的理念,确立纳税申报代理和税务咨询的主业地位。不仅如此,税务师还应大力开拓税务筹划、高端税务顾问、企业兼并重组、转让定价、上市公司纳税情况审查等高端业务;(3)健全法制建设。着力完善直接税体系、健全间接税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4)培养专业人才。一是要精心组织,抓好税务师考试;二是要开放创新,提高培训质量;(5)推进智能互联。互联网进入新阶段,税务师行业也应当借助“互联网+税务”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提高各种类型税务师事务所对“互联网+”的参与度;(6)实施国际战略。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全球化进而导致税收全球化。税务师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大力拓展国际业务;(7)强化信用管理。一是对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等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执业质量进行评价;而是完善行业诚信体系;三是建设税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体系。

 

11月26日下午14时至17时,由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作为主讲人。刘天永主任以“内蒙古某实业集团特大虚开刑事案件解决实务”为题,从本案基本案情、罪与非罪、以及本案最终结果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本案所涉企业所在地有多家煤炭生产经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开采、生产煤炭之后主要销往外地。在煤炭运输方面,当地主要有两种运力,一种是社会闲散劳动力和车辆,一种是企业自有车辆和运输人员。当地企业主要依靠第一种运力实施煤炭运输。本案涉案企业在采购运输服务环节中,取得物流公司提供的税务机关代开运输发票20份,涉案税额近七千万。本案中,物流公司与运输个体构成挂靠经营关系,涉案企业与物流公司构成运输服务合同关系且涉案企业与运输个体之间不再具有运输合同关系。在分析涉案企业罪与非罪的问题时,援用了大量的法条和学术观点,主要从涉案企业不具有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主观目的,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后果两个方面予以展开。本案最终以涉案公司构成逃税罪而告终。

 

11月26日晚18时至20时,研修班举行了题为“税务争议解决业务拓展与经验分享”的沙龙活动。此次沙龙由研修班班主任李剑主持,华税律师事务所刘天永、王强两位律师作为演讲嘉宾进行了主题发言,周鹏程、王晓辉、元武等税务师、律师学员代表分享了各自的业务经验。在主题发言中,刘天永律师指出,税务争议代理业务市场广阔、增长潜力大,涉税服务专业人士要抓住机遇,积极开拓税务争议解决业务,同时要认识到自身在处理税务争议解决业务上的长处和不足,取长补短,积极开展税务师与律师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王强律师在沙龙的主题发言中分享了从事税务争议解决业务应当具备的基本业务能力和华税律所对税务争议解决业务的细分类型。来自研修班的学员代表和与会学员积极分享了自己在从事税务争议解决业务中的经验,并与演讲嘉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6

图5:王强律师现场授课

11月27日上午9时至12时,由华税律师事务所资深税务律师王强作为主讲人,授课题目为“房地产企业股东个税争议典型疑难案例解析”。授课内容从案情介绍、律师代理行政复议过程中的主要思路、主要代理工作及观点、本案的解决路径及结果四个方面展开,向学员全景展现了华税律师代理税务争议案件的全过程。通过对案情的剖析,课上集中讲解了重大税务案件的审理制度、如何解决稽查局权力过大问题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如何处理复议程序、本案可否连带审查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等专业性问题。王强律师认为,(1)重大税务案件应提请审理委员会审理,这将涉及复议机关的确定,关乎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2)通过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与税务稽查程序相衔接等措施,剥夺稽查局自行审理的权力来限制稽查局权力过大问题;(3)案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不影响复议机关受理案件;(4)《税务处理决定书》与《税务处罚决定书》属于关联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应对关联行政行为实施连带审查。

7

图6:王家本律师现场授课

11月27日下午14时至17时,由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家税务总局常年法律顾问王家本作为主讲人,授课题目为“典型税法疑难案件定性、法律适用及证明标准解析”。王家本律师的授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一则房地产企业的涉税案例为切入点,归纳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法律适用问题。王家本律师认为,在适用法律时,首先应当选择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对象相对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应准确理解所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及宗旨。第二部分通过案例引入的形式,分析了企业承包租赁的纳税主体认定问题,其认为对于承包租赁纳税主体的认定不仅要从民事法律关系上加以考虑,还应当满足税收程序法,避免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第三部分解析了一则利用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构成偷税案。对于虚开行为、偷税行为的认定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其认为对接受虚开的纳税人定性处理,并非只存在按照构成偷税一种情形,应当根据不同案件的事实作出不同的定性和处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8

图7:薛载华律师现场授课

11月28日上午9时至12时,由华税律师事务所资深税务律师薛载华作为主讲人,授课题目为“非居民企业间间接转让中国企业股权疑难案件解析”。课程内容围绕案情介绍、税法问题分析、案例评析及引申三个方面展开讲解,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1)涉案股权转让交易中的转让方、受让方、转让标的公司均为非居民企业,款项支付与股权交割也发生在境外。我国税务机关依据国内税法征税是否具有正当性;(2)涉案股权转让交易是否符合我国反避税调整的条件;(3)中间控股公司是否具有经济实质、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通过对案件的讲解,薛载华律师认为,企业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应做好涉税风险防范工作:事前应了解交易相关的税收政策,事中做好风险评估,注意税收政策变化,事后要主动申报、积极申辩、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等。

9

图8:施正文教授现场授课

11月28日下午14时至17时,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作为主讲人,授课题目为“疑难税务争议案件解析与税收争议救济制度改革”。就杭州盛达贸易公司股权转让涉税案、广西富强房地产公司诉博白县国家税务分局行政诉讼案中涉及到的税法问题展开讲解并于学员进行了探讨。杭州税案中涉及到居民企业所得税缴纳范围、所得的认定、涉案企业是否构成偷税等复杂疑难税务问题,施正文教授通过对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9号、财税(2009)167号、财税(2010)70号等相关法规的解读,结合案件的事实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讲解。广西税案中,施正文教授就涉案的应税行为、纳税义务、富强公司是否存在纳税义务以及纳税人救济权的行使和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学员们展开了讨论,不仅如此,课程讲义上还附上了税务机关就该案件处理程序上出具的法律文书,让学员更加直观的感受税务机关在涉税案件上的处理过程及法律适用。

10

图9:图11:结业典礼上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11月28日下午5时,结业典礼由研修班班主任、华税集团董事长助理李剑主持,刘天永主任代表主、承办方致结业词。刘天永主任表示:“感谢中税协各位领导的支持以及各位学员的参与,希望本次培训班能够成为各位学员在税务争议解决领域的起点,将所学所感带到今后的工作当中去,为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推进税收法治化贡献一份力量”。致辞完毕后,施正文教授和刘天永主任共同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研修班在全体学员的热烈掌声中顺利闭幕。

 

纳税申报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申报为股息红利偷税案

 

编者按: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形式也变得多样化。在生活中,部分纳税人企图借助丰富的交易形式偷逃税款;这对国家税收造成了损失。因此,为保持税负公平、监督纳税义务的履行,税务机关在日常税收征管活动中不仅要审查课税形式要件,对于交易的经济实质也应深入探究,以此确定纳税义务。这是税收征管活动中对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本文将通过一个纳税申报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申报为股息红利偷逃税款的案例简要分析税务机关通过实质课税原则对类似案件的认定。

 

一、案情介绍

2006年8月14日经政府批复,甲公司的分公司获得坐落在某村233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08年1月9日甲公司的分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以135万元的价格将233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公司。

2008年1月18日姜某与乙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的项目为:某村商品楼一幢约2万平方米。姜某负责办理土地过户及其他审批手续。乙公司按图纸设计建筑面积每平米300.00元(通过仲裁后变更为400.00元)为姜某分成比例,姜某不享涨价盈余,也不承担亏损责任。分成比例的设计建筑面积低于13000平方米时,乙公司按此面积支付姜某。2008年4月8日乙公司就该宗土地办理了商服土地使用权证。后X县国土资源局与乙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某村233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乙公司,并办理了商住综合土地使用权证。

2009年9月16日,甲公司的C分公司给姜某岀具证明一份,证明某村2330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均由姜某个人垫付,该公司受权姜某处置该土地产权,并将该土地价款债权转让给姜某所有。截止2013年11月20日,姜某从乙公司获得合作分成款人民币305.8万元。

2015年6月11日姜某在X县地税局填报《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在该表中所得项目栏填写:股息红利;收入额栏填写:305.8万元;允许扣除的税费栏填写:326.8808万元;应纳税所得额栏填写:-210,808.00元;税率栏填写:20%。因负数申报无法网上受理。

2015年9月1日,C市地税局稽查局向姜某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让其申报并交纳少缴的各项税费。2015年12月22日,C市地税局稽查局,给姜某下达税务检查通知书。2016年6月20日,C市地税局稽查局作岀税务处理决定书,对姜某采取虚假纳税申报以及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手段造成少缴的2012、2013、2014年度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2014年度印花税的行为定性为偷税,责令原告限期缴纳偷税款合计178304.90元,并对上述少缴的税款自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姜某不服税务处理决定,向C市地税局提起复议;C市地税局作出维持决定。姜某不服复议决定,将C市地税局稽查局和C市地税局诉至X县基层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判决驳回姜某相关诉讼请求。姜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C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二审法院”);经审理,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本文分析的案件争议焦点:甲将因签订《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而取得的分成款作为“股息红利”申报个人所得税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姜某观点: 土地转让合同的利益主体是甲公司,且《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中未约定土地转让事宜。另外,其履行了《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中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负责办理商品楼土地过户、使用用途改变等城建、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手续,负责协调开发过程中与各机关单位的关系以确保开发工程顺利进行等,因此其所得不应被认定为土地出让所得,而应当认定为商品楼开发项目的分红。

税局观点: 虽然《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是以甲公司的分公司的名义签订的,但该土地的实际产权人是姜某。姜某因不具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身份,仅有《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不能实现本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故姜某与乙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借此将土地过户的合同义务转移至姜某身上。因此该《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实则是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姜某因此的所得应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而非股东红利,对此依法缴纳营业税。

 

三、华税分析

(一)本案中的《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实质是土地转让协议

本案中,姜某与乙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名义上是项目合作协议,但实质上从两个角度来看均不符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法定要求。

  1. 本案中姜某获得的分成款不是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方取得的该项目的营业利润”

对于企业与个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且该项目未成立独立法人公司的情况,《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三十六条规定,开发合同或协议中约定分配项目利润的,企业应将该项目形成的营业利润额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统一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得在税前分配该项目的利润。同时,该条第二款亦规定投资方取得该项目的营业利润应视同股息、红利进行相关的税务处理,即合作项目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后的营业利润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并交纳企业所得税后,才能作为投资方合作项目利润分配。

本案中,姜某在《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中未约定商品楼开发的具体事宜,仅就土地过户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实则是对其自己土地使用权的投资,而非对商品楼开发项目的投资。并且,姜某获得的分成款是在《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中事先约定好,在商品楼尚未开发销售时就获得的,既不能看做是前述法条所述营业利润,更不能认定为该法条规定的股息、红利。

  1. 姜某仅收取固定利益,不承担经营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产地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在本案中,根据姜某与乙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约定,姜某对开发的商品房按分成比例,不享涨价盈余,也不承担亏损责任,即仅享受固定收益而没有风险,因此该《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应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综上,姜某据《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取得的收入应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规定,姜某所取得的收益应按“转让无形资产”征营业税。

(二)本案姜某通过隐瞒合同真实目的偷逃税款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根据税收征管法该条规定,通说观点认为构成税法上的偷税需要三个基本构成要件:第一,须有纳税义务的发生,且偷税主体必须是纳税人;第二,需要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行为;第三,客观上造成了少缴或不缴税款的结果。

本案中,首先,姜某进行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获得了收益,作为纳税人,其实偷税的适格主体。其次,姜某利用《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掩盖土地转让的真实交易性质,企图通过虚假纳税申报对无形资产转让所得不缴纳相应税款,且在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后仍拒不申报,构成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的客观行为。最后,姜某通过将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的三百余万元申报为股息红利,达到应纳税所得额为负数因而无需申报的效果;应缴纳而不缴纳税款,符合税收征管法规定偷税的客观结果。另外,虽然理论与实践中对于主观故意是否为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未有定论,但本案中姜某故意用《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掩盖土地转让的真实交易性质,从而规避缴纳营业税的行为表现出其明显的偷税故意。因此,综合本案中姜某的各方面行为表现,其构成税收征管法禁止的偷税行为。

(三)实质课税原则是重要的税法原则

在本案中,《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表面上是商品房开发合作合同,实则成为了姜某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依据,因此实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税务机关依此认定姜某在纳税申报时将因《合作开发商品楼协议书》所得的分成款申报为股息红利的行为是不合法的。税务机关这种认定思路是适用了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之一,常见于我国税务法律实践中。该原则是指对于某种情况不能仅根据其外观和形式确定是否应予课税,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应当注意根据其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判断是否符合课税要素,以求公平、合理和有效地进行课税。可见,实质课税原则对实现税法公平正义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相关税收法律并没有对实质课税原则进行一般性规定,但实质课税原则在相关法律中确有具体体现。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的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情况,即在纳税人违法设置账簿、难以查账等情况下,法律赋予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权力;第36条规定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按而未按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第37条规定对于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和临时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亦有权力核定其应纳税额并责令其缴纳。又如《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规定了调整关联企业交易、特定情况下应纳税额调整及反避税一般性条款等。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法虽然未明文规定实质课税原则,但通过赋予税务机关合理调整纳税人某些行为的应纳税额的权力,令执法过程中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成为可能。这些法律规定一个重要的立法目的即否定税收规避行为,保证税收法律的有效实施。

实质课税原则对于税收公平确实有重大意义,但其适用也应受一定的限制,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适用,以达到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之间、保障国家税收与保护纳税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小结

税务机关在日常税收征管活动中审查纳税义务时不应拘泥于形式,而应结合交易实质对具体纳税义务进行认定。实质课税原则的意义在于防止纳税人偷逃税款,增强税法适用的公正性。本案例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程序有一定规定,如果税法一味依附于法律形式,税务机关则会很被动,可能会错过形式伪装掩盖真实交易目的从而偷逃税款的行为。实质课税原则对于税收公平确实有重大意义,但其适用也应受一定的限制。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实际上赋予了税务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设定的框架内运行。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税务筹划是“技术”还是“艺术”?

编者按:一直以来,税务筹划都是热度非常高的一个词,甚至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讨论或开展税务筹划,首先要弄清楚税务筹划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否则可能会偏离方向,甚至违法。从税务筹划的专业基础而言,税务筹划需要掌握扎实的税法专业知识,从税务筹划的实施过程来看,需要和多部分沟通协调,因此,可以认为成功的税务筹划都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体,本期华税为您解读。

 

税务筹划应具有合法性,或至少不违法,这是讨论税务筹划的前提和基础。从税法上来看,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形式合法性,相关交易的安排以及纳税申报、减免、优惠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实质合法性,经济交易的性质以及纳税符合实质课税标准、与税收立法目的相符合。

 

  • 税务筹划的基础是税法“技术”

随着我国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和税收征管的规范化,传统的不太规范的“税务筹划”将无以为继或面临高企的税务风险,合法、合规的税务筹划是企业理性、必然的选择。结合华税所做的大量的案例,可以将税务筹划从宏观到微观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战略架构层面,企业应该搭建起最优的税务架构,比如集团总部、总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的安排与筹划;营改增下,集团内部业务的整合;金融投资公司股权架构的安排,等等。二是商业模式层面,主要通过合同涉税条款的拟定来实现。比如,商业促销政策与节税考量、并购重组交易模式的选择、重大交易涉税条款的安排与筹划,等等。第三个层面,税务管理层面,主要是积极争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成本费用的扣除政策。比如行业性、区域性税收优惠资格的申请,递延纳税政策的运用,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政策的运用,等等。

以争取国家税收优惠为例,目前我国针对税务事项的管理已经逐步由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的监管,任何税收优惠都要履行包括备案、备查等在内的法定义务。国家2015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为例,明确规定企业要对报送资料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2015年发布的《税收减免管理办法》,针对所有税收优惠规定,备案类的免税规定对于纳税人提交的资料不改变纳税人真实性的责任,因此,相关企业应该搞定重视相关材料准备的规范性。

 

 

  • 税务筹划落地是一门实操的艺术

成功的税务筹划不能仅停留在方案层面,能否落地才是关键。税务筹划应以合法性为前提,但是伴随“金三”的全面上线和不断优化,税务筹划外在的“合理性”风险凸显,也应引起企业的关注。

“金三”不仅覆盖全税种,涉税信息收集也更加全面,而且企业的财务系统都会留有金税三期的接口,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对财务、税务数据的比对,可以发现企业涉税“异常”事项。实践中,许多过激的税务筹划方案因缺少合理性,未能获得税务机关认可而最终失败。这里的“合理性”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去理解:

1、合理商业目的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给出的标准有二:(一)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二)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然而,由于税法对“合理商业目的”界定的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实操中价值非常有限。

2、实际税负率

与“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相比较,一个更具有实际价值的指标是企业的实际税负率,如果企业(或一项业务)的实际税负率触碰了税务机关设定的警戒线,将会引发税务机关的高度关注。由于财务数据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全面记录,也是企业纳税申报重要的依据,通常而言,财务数据和纳税信息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企业纳税申报信息与财务数据信息的明显不匹配,将会直接引起税务机关的注意。典型的如,高利润房地产项目,土增税纳税申报额却很低。

实践中,何为“合理商业目的”、“合理税负率”是很难用税法进行界定的,更多的依赖于纳税人和税务征管机关的实际操作,其间也带有很大的博弈色彩,从这个角度,税务筹划需要丰富的实操经验,是一门实操的“艺术”。

 

三、税务筹划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

因此,随着税收法律属性的不断增强,企业税务筹划的合法性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否则可能会触犯法律底线,非但不能节税,还会带来经济、法律上、名誉上的损失。华税律师建议,税务筹划的开展应建立在对方案充分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之上,控制好其中的法律风险。与此同时,对于方案的合理性和来自税务机关的纳税评估,也应有充分的预估和应对方案,只有二者相结合,税务筹划才能安全的落地。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从一则税案看约定税款转嫁的“包税条款”效力问题

 

编者按:在实践中,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时会约定由非纳税义务人承担税费的条款,这类条款被称为“包税条款”。虽然合同约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但由于约定内容涉及到纳税义务,这种私与公性质混合的特点导致“包税条款”的效力难以认定。本文将结合一则相关案例进行简要分析这类税款转嫁约定的效力。

 

一、案情介绍

2011年初甲与乙协商,将乙持有的A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甲。2011年2月2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向甲转让股权应缴纳的税款由双方各承担50%。2月28日,F省高院审理包括甲、乙在内多方的承包合同相关纠纷。经调解,乙同意将其占有的A公司全部股权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并约定了价款支付方式。

调解书生效后,自2013年6月14日至6月20日,甲通过银行向乙支付了2709.25万元,并声明代扣个人所得税290.75万元。甲对乙的个人所得税的实际代扣代缴情况是:2013年6月6日,甲代扣代缴乙个人所得税495,665.37元; 2013年10月9日代扣代缴2,396,834.63元。

X区地税局于2014年5月30日对甲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以甲在《补充协议》中自愿承担本案50%税款为由认定甲逾期未缴纳乙个人所得税2,994,500元,并要求甲继续履行,同时对该逾期未缴2,994,500元从2013年7月16日起每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另外,甲至2013年10月9日缴纳入库个人所得税2,396,834.63元,滞纳86天入库,对该部分加收滞纳金103,063.89元。

另外,X区地税局另于2016年6月15日对甲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甲不服,对此提出复议并得到了维持决定。甲不服复议决定,起诉至L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被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甲不服一审判决,向L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提出新的诉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年X区作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经审理,二审法院判决撤销该《税务事项通知书》。

 

二、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本文分析的案件争议焦点:X区税局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要求甲承担补缴税款和缴纳滞纳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是否合法有效。

税局观点:甲所缴纳的约288万元税款是其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扣缴的乙应负担的50%税款,而将本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应缴纳的另50%税款直接对冲,即乙转让股权应纳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已由甲扣下,但甲却未全额缴纳,因此甲应当补缴剩余税款和滞纳金。

甲观点:《补充协议》是民事协议,并不能改变税收法定的规定,X区地税局以《补充协议》认定甲已扣未缴税款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观点:《补充协议》的约定属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不能成为执法依据;X区地税局以甲自愿承担50%税款为由要求甲继续履行但无法提供该认定所使用的法律依据,故X区地税局以《补充协议》的约定来认定甲应继续履行缴纳纳税义务人剩余未缴个人所得税及相应滞纳金违法并应予撤销。

 

三、华税分析

(一)税款转嫁约定不违反税法强制性规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结合税收法定的原则,我国税法关于纳税人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但“包税条款”所约定改变的内容并不是纳税人,而是负税人。

纳税人和负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纳税人即纳税主体,是指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凡发生应税行为,取得应税收入,负有直接的纳税义务的就是纳税人,必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而负税人是指税收的最终负担者,即实际负担税款的经济主体。纳税人不一定就是负税人。因此,从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定义可见,“包税条款”中约定变更的实则是负税人而不是纳税人。虽然我国税法明确规定了各税种的纳税义务人,但是未明确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缴纳税款。

本案二审法院的判决也是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3期公报案例)中,法院认定,我国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性的,但对于由谁实际缴纳税款未作出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因此类似本案中《补充协议》的税款转嫁约定并不违反税法强制性规定。

当然,仅是在税法规定范围内,约定由非纳税义务人承担税款的合同条款不违反税法强制性规定;若双方串通共谋,欲通过故意降低计税基数等方式逃避税款,则违反了税法强制性规定,合同约定无效。

 

(二)税款转嫁“包税条款”的效力

  1. “包税条款”在公法上的效力

“包税条款”不能改变公法上规定的纳税义务人身份,因此其对于税务机关而言不具有约束力。《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对涉税条款效力作出了明确规定,即“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此处的无效无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仅指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对于税务机关无效。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明文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67号公告《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注1)。由此可见,法律对于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有明确规定。因此,本案中甲与乙约定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分担在税法上无效。税务机关作为合同双方以外的第三人,其按照税法规定向扣缴义务人甲征收乙的股权转让所得税的职务行为是法定的,不受到《补充协议》的影响。

2.“包税条款”在私法上的效力

合同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双方意思表示自由、平等协商的情况下,有权对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方式进行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人权益的约定。在本案中,《补充协议》作为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并未逃避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而只是对税费的最终实际承担主体进行了约定,其实质为对于依法缴纳税款后当事人双方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因此并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又不违反税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甲乙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甲作为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后,对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乙应承担的50%税款可以对乙进行追索;若乙不按照约定支付,甲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向乙主张违约责任。

 

小结

综上,合同当事人之间对税费负担条款的约定,只要不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对于税种、税率等要素的强制性规范,不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且不违反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则该约定属于私法范畴,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形成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但该合同条款的效力不影响税务机关的征税活动,即税务机关不得以此为依据征收税款,法定纳税人亦不可以此为借口逃避纳税义务。法定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后,可根据合同约定,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实现约定的债权。

 

(注1:本案发生时,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67号公告仍未发布生效,当时有效的国税函[2009]28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同样有相关规定。出于本文时效性和实用性考虑,本文正文中仅引用了现行有效规定,特此注释说明。)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7个重要变化

 

2017年1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本公告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汇算清缴。本公告根据财税[2015]119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97号公告,对人员人工费用范围、各科目研发费用与经营费用分配方式、研发失败能否加计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本文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实践出发,结合华税各类型客户加计扣除的实务经验,对公告的八大变化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建议,为企业2017年度研发费用的归集提供参考。

 

一、明确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的工资薪金等劳务费用可以加计扣除

 

1 

 

二、研发费用分配:按照各科目研发工时占比等方法进行分配,未分配不得加计

 

2

 

实践中,税务机关在企业可加计扣除费用进行核查时,若企业在“直接投入、折旧”等方面的费用过高,特别是占据总的材料成本及总的折旧金额比例过高时,会要求企业出具说明。

建议:企业应当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严格区分生产用和研发用,编制领料单和审批单进行辅助核算。研发费用分配比例随意是企业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例如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直接投入、人员人工等均会涉及此类问题。若企业单纯的核定某一百分比作为分配比例而没有相应的依据作为支撑,很难通过检查,而审批单的设置能较好的说明分配比例的设定,为研发费用再分配提供较强的数据支撑。

 

 

  • 加速折旧及缩短摊销年限的无形资产部分就税前扣除的摊销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3

四、特殊收入:不同纳税年度发生的材料费已加计的可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4

解读:不同的行业种类,产品的研发周期存在巨大差异,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医药行业等,新产品从研发投入到形成产品往往周期较长,特别是部分产品的研制过程,可能存在大批次试制品的情况。对该部分研发直接形成的产品进行了对外销售,对应的料工费等全额加计不符合政策本意。因此,新规在2015年97号公告的基础上,考虑到了产品的生产周期,对产品销售与费用发生在不同纳税年度的情况,给与了纳税人更为明确的指引。

 

五、明确新产品设计费等含义

 

5 

 

六、其他相关费用:增加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及补充医疗保险费

 

6

解读:随着我国劳动保护制度的完善,许多企业,特别是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越来越重视职工的总体福利及对员工的人文关怀。该三项费用的增加体现了政策对于劳动保护制度完善企业的鼓励。

 

七、其他事项:失败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加计

 

7

解读:本条对于研发周期长且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的行业而言,是重大利好。根据加计扣除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政策的规定,企业研发成果的证明材料可以是样品、样机,或是形成了某项技术确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申请知识产权等方式。但企业始终对于研发失败但已经产生的费用能否加计存在疑虑,新规明确了失败的研发活动也可以进行加计扣除,消除企业的疑虑,也有利于鼓励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但笔者仍然提醒企业,应当对研发活动有长远的规划,对于同一项目,若年年申报加计扣除,却始终未有成果产生(特殊行业除外),容易引起税局对研发活动真实性的质疑。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税务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被法院认定无效案

 

编者按: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因对法律规定把握和理解的差异等原因,税务机关提供证据不规范、不依法提供或不完全提供其作出税务行政行为时的全部证据和法律依据的现象时常出现,既影响到人民法院及时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也易使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法等对被告提供证据的期限作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一、案情简介

苏尼特右旗鄂尔多斯绒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绒毛公司),经营范围为进出口流通企业及本企业自产的活畜、畜产品、绒毛制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技术。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2005年绒毛公司从武邑县前进绒毛裘皮制品厂等处取得13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上述13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出口退税1639755.57元(以下简称第一笔退税申请)。2005年12月-2006年1月绒毛公司从枣强县飞达皮草有限公司等处取得10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该108份发票均经苏尼特右旗国税局认证相符,可申报出口退税1261927.78元(以下简称第二笔退税申请)。2007年3月21日,锡盟国税局稽查局对绒毛公司作出锡国税稽处字〔2005〕10号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绒毛公司从武邑县前进绒毛裘皮制品厂等处取得的13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决定对绒毛公司第一笔退税申请不予办理。绒毛公司对上述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锡盟国税局)申请复议,锡盟国税局经审查后决定不予受理。2015年6月29日,绒毛公司不服向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绒毛公司提起诉讼后,锡盟国税局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关于对绒毛公司提出的有关出口退税申请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主要内容为:锡国税稽处字〔2005〕10号行政处理决定已经决定不予办理绒毛公司的第一笔退税申请;除绒毛公司已办结的退税申请(2183239.15元)以及上述第一笔退税申请外,锡盟国税局、苏尼特右旗国税局未接到绒毛公司其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退税申请资料;绒毛公司如有办理需要,请携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退税申请资料到所属的主管国税机关办理。

二、本案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答复》能否作为本案依据予以认定。

三、华税分析

(一)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由于举证责任制度是整个诉讼制度的核心之一,被理论与实务界都将其称为“诉讼的脊梁”。而举证责任的分担作为举证责任的灵魂, 长期以来更受到各界高度重视。

1、被告担负的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从行政诉讼角度而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一款设定了被告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的责任。由于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以及举证能力和举证的必要性等原因,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稳定地承担举证说服责任。它既包括对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有关的事实承担说服责任,又包括对行政处罚合理性的事实和不履行法定职责具有合法理由的事实承担说服责任。

2、原告担负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具体运作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具体事项作以明确限定,即除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期限,原告起诉时,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除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以及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对其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第三人应担负的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第三人至少应承担如下举证责任:(1)身份适格之证明,即提供符合参诉条件的证据;(2)身份不适隔之证明;(3)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使其行政法上的权利或义务受到减少或增加的影响而申请介入诉讼的, 对该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有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的举证期限进行了明确的限定,一旦逾期且没有正当理由则视为没有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三)、锡盟国税局《答复》超过法定期限,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本案中,诉讼的提起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一审法院于同年7月23日立案,7月24日向锡盟国税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而涉案《答复》的作出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因此,涉案《答复》确实属于锡盟国税局逾期提供的证据,且锡盟国税局对此并未提出正当理由。因此,法院不应将涉案《答复》作为证据予以认定,本案相关事实应依据双方提供的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认定。

小结

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只有合法取得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才能依法予以认定,作为法院定案依据。本案中税务机关超过法定期限,向法院出具的《答复》,违反了法定程序,理应予以排除。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税案观察:企业偷逃税款?法院最终认定税务处罚决定证据不足,并连带审查税务处理决定!  

 

编者按:贵州某知名啤酒有限公司因不服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罚提起行政诉讼,在一审法院组织协调过程中,税务机关核实企业新的异议及理由后,出具《审核意见》对企业应补缴税款、滞纳金计算时间、罚款处罚幅度均作出调整,但拒绝自行撤销其作出的处罚决定。一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处罚决定。税务机关上诉,二审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超出诉讼请求”的处理决定连同处罚决定一并作出变更,税务机关仍败诉。本期华税律师通过对本案一审及二审判决的评析,与读者共同探讨相关法律问题。

  • 案情介绍

贵州某知名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成立于1999年,注册地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经营范围为饮料、啤酒生产及进出口业务。

1.稽查局认定企业构成偷税并处以罚款

2014年3月19日,安顺国税稽查局(以下称税务机关)向甲公司下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对甲公司可能存在的大量收入现金不入账的税收违法行为进行稽查,于2015年12月9日向甲公司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12月17日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企业补缴增值税、消费税2163万余元,并同时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甲公司2013年采取在账簿上少列收入的方式,造成偷税2163.70万元的行为处以1倍即2163万余元的罚款。

甲公司不服该两份决定书,认为国税稽查局对其账外实际销售金认定错误,应当扣除促销、折扣折让等金额,然后计算少缴增值税;同时国税稽查局对其销售的数量也认定错误,扩大了少缴消费税的金额。由于针对《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法定复议期限已过,甲公司只能对《税务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

2.一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在一审协调过程中,被告安顺市国税稽查局重新审核涉税材料,出具《审核意见》,建议:一、调减甲公司账外实际销售收入,调减应纳增值税;二、调减甲销售数量,调减应纳消费税;三、调整滞纳金截止日期至“税务检查入户之日”止;四、调减罚款至偷税款的0.5倍。但税务机关拒绝自行撤销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甲公司亦不认可该《审核意见》,认为无论《税务处罚决定书》还是《审核意见》均未正确反映其销售的实际情况。

由于双方不能协调,法院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审核意见》,认为被告国税稽查局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原告可能存在的“赠酒”“促销”等应予扣减的事实。同时税务机关提交的《审核意见》亦对处罚事项的事实部分进行了更改,可见其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因此判决:撤销被告安顺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书》。

3.二审查清事实后对处理决定及处罚决定一并变更

一审判决作出后,安顺市国税稽查局不服,提起上诉,核心观点是一审法院以其在协调程序中提交的《审核意见》为依据,认定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是重大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甲公司亦提交了涉税材料、数据的新证据。

在查明相关事实后,二审法院认定:

  1. 偷逃税款数额以法院查明的数额予以认定。
  2. 虽然《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税务机关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实际缴纳税款之日止。但是,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一致变更滞纳金的起止,法院亦予以认可。
  3. 对于罚款标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一致变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院予以认可。
  4. 虽然《税务处理决定书》非本案诉讼标的,但是由于其系本案标的《税务处罚决定书》的基础性和关联性行政行为,因此法院一并判决变更。

二、华税分析

1.一审评析:本案税务机关对企业存在收入应予扣减的行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排除,承担败诉后果

本案中一审裁判认为:(1)对于原告可能存在的“赠酒”、“购物赠物”、“促销”等应予扣减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证据不能排除上述情形的存在。(2)《审核意见》对于应补缴税款的重新确认也足以认定原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及主要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的判决开创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新思路:税务机关不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还需要赋予这些证据“足以排除对方主张存在之可能性”的证明力。即将刑事诉讼当中的“排除合理性怀疑”引入行政诉讼当中。

一审法院通过正反两方面来证明税务机关证据的不足:一方面其用以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另一方面其作出的《审核意见》又证实了自己的错误。在笔者看来,法院对税务机关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举证要求,而这对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笔者认为一审法院裁判仍然存在不足:基于双方提交的涉税材料、数据与国税稽查局提交的《审核意见》,法院认为《税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有误,然而,法院却“偷懒”,仅仅判决撤销,而并未对涉税事实进一步查明并认定。一审判决会使税务机关及企业均面临困境:在《审核意见》当中,税务机关已经对涉税事实重新作出认定,那么重新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是否可以依据《审核意见》?若依据此,甲公司肯定不服,继续提起诉讼,导致累诉。若不依据此,法院在判决当中却没有明确指示。

2.二审评析:对关联行政行为进行连带司法审查,充分保护纳税人权益

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的不足,没有依据国税稽查局提交的《审核意见》作出认定,而是结合各项证据,重新对事实进行了认定。不仅如此,二审法院的亮点在于对《税务处理决定书》作出了一并审查,即关联行政行为连带司法审查。

所谓关联行政行为,是指同一行政机关或不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行政相对人分别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主要表现为在后的行政行为需以在先的行政行为为依据,且从整体角度看,这些行政行为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各自具有阶段性。在税收征管领域,普遍存在着关联行政行为,例如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与税务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作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基础的其他行政决定或者文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三)超越职权;(四)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尽管该规定只是针对行政许可诉讼案件,但是却给法官在审理其他行政诉讼案件提供了有益指导。当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缺陷,而其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直接决定着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法院有权对该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连带审查。这种连带审查可以被理解为是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必要组成部分。

不过,瑕瑜互见的是,二审法院违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达成的合意,便改变税收滞纳金计算的起止时间,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笔者认为,此举值得商榷,使得判决显得“用力过猛、过犹不及”。

 

结语

贯彻“税收法定原则”与强调“纳税人权利保护”是税务领域的两大主题。应当注意的是,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必须置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对于法律、法规的任意性规定,法院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随心所欲”,在行政诉讼程序上进行创新,而对于强制性规定,法院亦须坚持“不逾矩”。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会计成为“高危行业”,税务才是首因!

 

编者按:2017年财税新政不断,特别是针对会计从业人员出台了好几个政策,特别是会计“黑名单“制度,会计扣分制度,还有建立会计诚信档案等。11月4日《会计法》修订提案通过,最新政策除了取消会计证之外,还加强了对会计的约束,会计的从业风险越来越高,究其根本而言,大多数会计行业的违法、违规操作都与税务有关,通过制造、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实现少缴国家税款的的目的。

 

一、新《会计法》加重相关的处罚措施

最新修订通过的《会计法》,除了取消会计证,调整行业门槛,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加重了对于行业违规、违法现象的处罚措施。

根据新规,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不得再从事会计工作。而现行会计法规定,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此外,会计人员有“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私设会计账簿的”、“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等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而根据现行会计法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二、会计税务违法实例

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做假账、两套账等违法行为,往往还涉及虚开发票等税务违法行为,在企业承担相应的处罚之外,主管负责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可能需承担刑事责任。

(一)虚假“两套账”逃税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检察指控,2011年甲水泥厂在生产经营期间,该厂会计危某通过做二套账簿的方法,隐瞒2011年度水泥销售收入5919593.70元,少申报增值税额860111.90元;虚开运输发票额1078179.95元,用于认证抵扣增值税额75510.39元,涉嫌逃税金额共计935622.29元。

被告人危某对指控提出”税务是否申报不是我能决定的,主要都是单位领导决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危某自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任甲水泥厂会计,负责该厂纳税申报等工作。甲水泥厂在2011年度生产经营期间,通过做二套账簿,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销售收入11318036.55元,缴纳增值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共计607905.57元,隐瞒销售收入5919593.70元,少申报增值税额860111.90元,逃税数额占应缴纳税额比例58.59%。

被告人危某身为甲水泥厂的会计,负责该厂税务申报工作,系直接责任人员,应以逃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伪造、销毁会计账簿

公司面临破产,管理人、法院多次发出通知,公司财务却无法提交财务账簿等资料。后来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原来公司财务刘某早就将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搬走,并让丈夫将部分资料烧毁。日前中山市第一法院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这也是广东省内首例破产程序中出现刑事犯罪的案件。

按照程序要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等相关文书是清算的必备材料。在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等,必须妥善保管这些财会材料,并在破产管理人接管时进行移交。

2014年8月,法院作出罚款决定书,对刘某罚款10万元,并将该问题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三)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

2017年1月,武汉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某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嫌疑,金额较大。经警方、检方、税务联合调查,确定该公司在2016年7月至11月间,以“包装箱板”“板材”“模板”等品名,多批次向外省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0余份,开票金额400余万元,税额42万余元。公司负责人郭某到案后供认,在与受票方无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他指使公司会计张某虚开增值税发票,并从中获利数万元。

检察院称,该案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较大,已对郭某、张某、依法批捕。

(四)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犯罪

2013年3月起至2015年期间,黄某任甲汽车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专职会计,同时又是乙汽配制造有限公司的兼职会计,在无实际货物交易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替所在的两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虚开价税数额1032006.05元,其中税款数额149949.59元。2015年10月20日,黄某主动到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16年8月3日,公安局收缴黄某非法所得人民币40882.36元。

法院一审认为,黄某身为企业会计,在无实际货物交易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替所在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虚开价税数额1032006.05元,其中税款数额149949.59元,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鉴于案发后,黄某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认罪态度较好,且涉案税款损失均已被挽回,同时黄某积极缴纳非法所得,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黄某从轻处罚,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三、总结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设计以融资功能为主导,股票发行额度是十分稀缺的资源,这就很可能促使部分企业为“圈钱”而不惜包装财务报表。此外,多数企业出于调低利润、降低税负的目的,也会通过虚假账簿、两套账的做法偷逃税。在“机会收益”与“败露成本”间比较,是造假者和潜在造假者决定冒险与否的关键。就实际情况而言,加强对会计行业的监管,增加“败露成本”是非常现实的遏制手段。

从税收犯罪角度讲,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此外,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都对税务违法犯罪行为中,都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处罚做出了规定。对于企业会计而言,需更加关注税法违法风险,不要触碰虚开发票这个红线,同时,在日常的税务管理、纳税申报的工作中,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关于举办“2017中国税法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的通知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等一系列新论断、新任务和新举措。

因此,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按照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我国各项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正在快速发展和深度调整:全面营改增稳步实施并适时启动了增值税立法,《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在即,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与法律修订、房地产税改革与立法、关税、资源税和消费税等重点实体税种改革和立法有序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税,深入推进税收征管方式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税收征管法修订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G20和OECD等国际论坛(组织)积极推进税收全球治理深度合作,国际税收规则体系迎来全面重塑,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树立机遇意识、前瞻意识、发展意识,大力发展涉税专业服务业,勠力推进涉税专业服务创新和升级,才能适应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新形势和新使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税法论坛暨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已成功举办六届,对引领提升广大律师、税务师从事涉税专业服务和投身国家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发挥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保障性和关键性作用,不断引领中国税务律师、税务师的行业发展、业务创新与战略合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决定于2017年12月17日在深圳举办“2017中国税法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会议主题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涉税服务新机遇”。

论坛将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最高法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著名法学家以及知名税务律师和税务师等出席并发表演讲。

欢迎广大律师、税务师踊跃报名,积极撰写论文,论文主题请围绕税制改革、税收立法、税收征管、税收治理现代化、涉税专业服务创新、税收咨询筹划、税务风险管理、税务争议解决以及纳税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优秀论文评选,并颁发获奖证书,部分优秀论文将刊发到《中国税务律师评论(第5卷)》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刊《注册税务师》及其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也欢迎税务干部、专家学者、注册会计师、企业财务/法务总监/税务经理等业界同仁和税法研究生报名参会和提交论文,对于提交论文、协会推荐或具有丰富税法实务经验者,优先录取参会。

本次论坛不收取任何会务及资料费,由于会议场地有限,所有参会人员需要按时提交报名表,经组委会确认发出正式邀请函后方可参加,否则恕不接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承办单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北京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www.caishuifa.com

二、会议时间:2017年12月17日,会期1天。

三、地点:深圳·大中华喜来登酒店·宴会厅

四、会议费:本次会议免费参加,不收取任何资料费、会议费。交通和食宿等差旅费自理。

五、论文提交方式:请于2017年12月10日前发送到邮箱:taxlawyer2015@126.com,邮件主题需标明“第六届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论文”,过期不予收录。

六、报名方式:

(1)联系人:李剑;邮箱:taxlawyer2015@126.com;手机:18601356040

(2)联系人:桂源东;邮箱:taxlawyer2015@126.com;手机:15811150398

全国律协通知链接:http://www.acla.org.cn/article/page/detailById/21942

中税协通知链接:

http://www.cctaa.cn/hyxw/hyrd/2017-11-17/CCON17900000017384.html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2017年11月1日

附件1:论坛日程安排

 

会议议程

2017年12月17日(周日),深圳
序号 时间 主题
1 8:00-9:00 嘉宾签到,媒体签到
2 9:00-9:30 论坛开幕式
3 9:30-10:30 主题一: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加快税收立法

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设计和实施安排;

全面营改增政策完善和增值税立法;

直接税改革和健全地方税体系;

4 10:30-12:00 主题二:税收征管法修订与涉税服务升级

税收征管法修订争议问题与难题破解;

纳税人权益保护与涉税服务升级;

“放管服”改革与涉税服务升级;

5 12:00-13:30 午餐
6 13:30-15:00 主题三:近期税务争议案件深度解析与业务提升

近期税务争议动态趋势和服务应对提升;

近期典型疑难涉税诉讼案例深度解析;

近期税务稽查动态与典型处罚案例解析;

7 15:00-16:30 主题四:深化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涉税服务创新

房地产、高科技、金融等行业涉税服务升级;

企业并购重组税务筹划实务前沿;

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实务案例解析;

8 16:30-17:30 主题五:“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涉税服务创新

“走出去”企业税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跨境并购税收政策与税务筹划实务;

BEPS行动计划与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最新进展;

9 17:30-17:45 主、承办方致闭幕词

注:具体安排当日如有变动,敬请谅解。

 

附件2:会议报名登记表

 

“2017中国税法论坛”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固话   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论文题目  

 

注:请最迟在2017年12月10日之前将参会回执(可复制或自行编辑)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taxlawyer2015@126.com。

附件3:论文撰写规范

论文撰写规范

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不仅要在内容上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而且在表达方式上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论文格式

  • 标题。

一级标题:黑体,三号或16pt,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

二级标题:黑体,四号或14pt,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

三级标题:黑体,小四号或12pt,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

2、中文摘要:摘要的字数一般为300-500字。内容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和结论,应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语言精炼。

为便于文献检索,应在论文摘要后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3-5)个。

3、正文。正文不少于7000字,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行间距为18磅;图、表标题采用五号黑体;表格中文字、图例说明采用小五号宋体;表注采用六号宋体;

4、文中表格均采用标准表格形式(如三线表,可参照正式出版物中的表格形式);

5、文中所列图形应有所选择,照片不得直接粘贴,须经扫描后以图片形式插入;

6、文中英文、罗马字符等一般采用Time New Roman正体,按规定应采用斜体的采用斜体。

二、书写要求

1、语言表述。论文应层次分明、数据可靠、文字简炼、说明透彻、推理严谨、立论正确,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2、注释。论文中对于直接引用的文字、数据或事实资料等加以注释;虽然未直接引用,而是用自己的话转述别人的观点,也应注释其出处;需要补充说明而又不便于在正文中说明的其他问题也应加注说明。注释采用脚注的格式。例如,注释采用脚注的格式。

3、参考文献。

(1)连续出版物:序号 作者.文题. 刊名,年,卷号(期号):页码[引用日期].

(2)普通图书:主要责任者.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页码.

(3)专著:序号 作者.文题.//编撰单位.专著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页码.

(4)论文集:序号 编者.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5)学位论文:序号 姓名.文题.授予单位所在地:授予单位,授予年.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