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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终无罪——从涉税刑事案件谈委托代征

 

编者按

委托代征税款,是指税务机关委托代征人以税务机关的名义征收税款,并将税款缴入国库的方式。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社会法治观念的淡薄,导致委托代征乱象频生。随着党和国家推行依法治国理念,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社会守法、崇法、关注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的氛围愈加浓烈,委托代征亦驶入正轨。本期,华税通过一则涉税刑事案件,浅析委托代征。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戴某,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房产管理处工作人员。2007年7月26日因涉嫌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被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1998年之前,营口市老边区地方税务局口头委托营口市老边区房产管理处代征契税。戴某在任营口市老边区房产管理处房管股股长期间,营口市A公司于1998年8月25日将其所有的仓储公司整体出售给村民B。村会计找到戴某要求少花钱办理房照更名手续,并请戴某吃饭。戴某于1998年9月3日在未收取契税的情况下,签字同意双方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致使国家税收损失1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戴某身为履行征收税款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收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应依法予以惩处。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辽宁省高院在接到戴某申诉后,提审本案。高院查明,营口市老边区地税局在2003年以前委托代征契税是口头协议,委托老边区房产管理处代征范围是在老边区房产管理处办理的老边城区内发生房屋产权交易行为的应征契税,委托老边区城建局村镇办公室代征范围是老边农村发生房屋产权交易行为的应征契税。

戴某案发当时任老边区房产管理处房管股股长,老边区房产管理处的职责是负责老边城区房产的管理等工作,不负责农村房产的管理工作。戴某当时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应是代征老边区城区房产产权交易的契税。戴某受老边区房产处委派临时从事村镇房屋验证登记工作,在办理本案涉及的农村企业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不具有代征该笔农村房屋交易契税的法定义务。因此,戴某犯罪主体不适格,不构成本罪。

 

二、争议焦点与委托代征

本案之焦点在于被告人戴某是否具有代征税款的义务。坚持不具有代征税款的法定义务,是戴某走完从上诉到申诉漫漫长路的执着,最终,省高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宣告戴某无罪。

而导致本案的关键,是法制不健全背景下,委托代征的肆意性。委托代征的规定时间并不短,但至2013年5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4号发布《委托代征管理办法》,才明确了委托代征的法定程序,让委托代征有法可依:

——代征人,是指依法接受委托、行使代征税款权利并承担《委托代征协议书》规定义务的单位或人员,签订协议应遵循民法的自愿原则;

——委托人应当与代征人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书》,明确委托代征相关事宜,包括委托代征的范围和期限、代征手续费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且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3年;

——《委托代征协议书》签订后,委托人应当向代征人发放《委托代征证书》;

——代征人不得对纳税人实施税款核定、税收保全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不得对纳税人进行行政处罚;

——代征人在《委托代征协议书》授权范围内的代征税款行为引起纳税人的争议或法律纠纷的,由委托人解决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华税点评

就本案背景而言,适用1993年《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其中,第32条规定,税务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代征少数零星分散的税收,并发给委托代征证书。受托单位按照代征证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收税款。同时,没有其他文件对此进行进一步说明。

旧时期委托代征制度的缺陷在于,没有明确委托授权与《委托代征证书》的关系,以及《委托代征证书》的对外效力。首先,委托授权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其形式必须书面,还是口头,并没有说明。其次,《委托代征证书》效力如何?若《委托代征证书》是构成委托代征的实质要件,那么在不能向纳税义务人出示《委托代征证书》的情况下,纳税义务人得以拒绝纳税。若《委托代征证书》仅是行政机关向代征人颁发的行政证明,那么即便没有向纳税义务人出示《委托代征证书》,在能够证明委托关系存在的情况下,纳税义务人亦不得拒绝纳税。

随着税收法治化发展,《委托代征管理办法》明确,税务机关应当与代征人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书》,明确委托代征相关事宜。代征人为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委托代征协议书》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代征人为自然人的,自代征人及税务机关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税务机关公章后生效。《委托代征协议书》签订后,税务机关应当向代征人发放《委托代征证书》,并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或者代征范围内纳税人相对集中的场所,公告代征人的委托代征资格和《委托代征协议书》中的以下内容:

(一) 税务机关和代征人的名称、联系电话,代征人为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应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和地址;代征人为自然人的,应包括姓名、户口所在地、现居住地址;

(二) 委托代征的范围和期限;

(三) 委托代征的税种及附加、计税依据及税率;

(四) 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可见,现行《委托代征管理办法》将公示义务赋予了税务机关,而且第十八条“代征人义务”中没有规定代征人在行使代征权时应当公示《委托代征证书》,也没有规定,税务机关,或者代征人在没有履行公示义务的情况下,委托代征是否成立,纳税义务人是否得以抗辩。

综上所述,我国委托代征制度,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委托代征证书》的效力问题应当得以明确,才能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不仅如此,如何协调委托代征与税收法定原则的关系,亦是税收立法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境内企业代收工程服务费是否应缴纳增值税、并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编者按:“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更多企业的跨境投资和经营,与此同时,企业的税务处理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因此,在提供跨境服务时,应该重点关注经营模式中的涉税风险,甄别潜在的避税行为,避免被相关税务机关实施涉税调查和调整。

 

一、基本案情

某中国居民企业在外国设立了分支机构,该外国对非居民提供的增值税应税服务不征收增值税,对非居民获得的所得也不征收所得税。中国居民企业与外国居民企业签订了工程服务合同,由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在外国为其提供工程服务。外国居民企业向中国居民企业依据合同支付工程服务费,中国居民企业再向其境外分支机构支付工程服务费,由中国居民企业向外国居民企业出具发票。

根据该外国法律规定,中国居民企业从该外国居民企业获得工程服务费时无须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那么中国居民企业向其境外分支机构支付工程服务费时是否需要扣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呢?

 

二、我国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称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缴纳增值税。

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购买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规定: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是指:

(一)服务(租赁不动产除外)或者无形资产(自然资源使用权除外)的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

(二)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五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所称机构、场所,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包括:

(三)提供劳务的场所。

第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二)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

第三条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各项收入、支出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三、案件涉税法律分析

本案主要涉及两个税法问题:一、本案涉及的工程服务是否属于我国增值税法规定的应税行为?二、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因其在境外提供的劳务获得的所得是否因从中国居民企业转付获得而需要在中国缴纳所得税?

问题一:

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的一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应税行为。而对于“中国境内”的理解,笔者认为结合前述相关规定的内容及立法目的,应理解为:

1、销售服务或无形资产的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

2、不动产相关的销售或租赁中,不动产在中国境内;

3、矿产资源使用权出让的,矿产资源在中国境内;

4、销售货物的,货物的起运地或所在地在中国境内;

5、劳务的发生地在中国境内。

当境内主体作为购买方,购买境外主体的业务,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不属于境内增值税业务:

1、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2、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无形资产和有形动产。

本案中,外国居民企业是工程服务的购买方,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是该服务的提供商,服务全部在境外提供,因此,并不构成中国境内的应纳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问题二:

中国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不具备所在国家(地区)法人资格的境外分支机构,与其总机构属于同一法人。境外分支机构在当地提供工程服务,虽然合同是由中国居民企业签订,并且也是由中国居民企业收款,这笔境外分支机构开展境外业务、并从境外居民企业获得的收入作为该分支机构的收入,计入了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与总机构(即中国居民企业)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在中国居民企业向境外分支机构支付费用时,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综上,境内企业代境外分支机构收工程服务费并支付给境外分支机构时无须缴纳增值税,并且不需要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最新成功案例:石化企业“变名销售”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编者按

2017年9月26日,某县检察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将甲某起诉至某县法院。甲某家属委托华税律师团队担任甲某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的一审刑事辩护人。在华税辩护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主审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判决,认定甲某实施石化产品发票变名销售的行为未造成增值税税款损失,依法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本文将华税具体办理本案有关情况以及核心的法律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以期对当前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在处理石化企业“变名销售”案件过程中提供有益参考。

 

一、涉案企业变名销售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情介绍

A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注册地位于某省某县,注册资本为16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系润滑油、重油、渣油、沥青、石油化工产品及原油、燃料油销售。在开展石化产品购销业务过程中,A公司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A公司购进环节取得发票所载货物品名与销售环节开出发票所载货物品名不一致,购进货物取得发票的品名记载为沥青、芳烃等,销售货物开出发票的品名记载为燃料油,即变名销售;

(2)A公司购进货物的供应商和销售货物的中间购货商为同一家企业,该企业存在“低卖高买”的不合理情况。

由于在2016年底国家税务总局依托金税三期系统下发了三百余家涉及变名销售的纳税风险户,A公司赫然在册,遂 2017年初该县公安机关以A公司、甲某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实施立案侦查。2017年3月28日,县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以甲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审查起诉。

2017年9月26日,县检察院以甲某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数额巨大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甲某及A公司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从上游企业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将该虚拟货物变更品名为燃料油向下游出售,最终又将该虚拟货物售回上游供货商;认为:甲某及A公司通过循环交易以变更货物品名的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法院审理阶段,华税律师团队在向法院索取案卷材料后多次会见甲某了解案件情况,提出辩护举证计划和质证意见,并在北京就本案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由专家出具了论证意见书。在开庭过程中,华税律师担任被告的辩护人出席参与了庭审,充分发表了质证、举证及辩护意见。

2018年2月6日,本案合议庭作出一审判决,针对所指控的变名销售一事作出判词如下:“被告人实施的变名销售行为属于循环虚开,该虚开显然不是以抵扣税额为目的,以虚拟销售事项纳税,再以虚拟购进货物抵扣税额,客观上不可能造成国家税额损失。从罪责性相适应的原则分析,如果不加区分行为人的目的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将导致处理结果不公正,偏离了实质正义。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虽然采用了简单罪状,但从立法宗旨和立法体系可以判断,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和国家税收的安全,刑事法律关于危害国家税收犯罪的规定均是从保障国家税收不流失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因此,被告人实施的变名销售行为并未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依法不构成犯罪。”

最终,根据法院的判决,被告人甲某未因其实施变名销售行为而被追究刑事法律责任,案件取得了圆满的结案结果。

二、“变名销售”不应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在本案的购销环节中,法院、检察院均认为A公司与上下游企业之间没有发生真实的交易行为。但是我们认为,A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有真实的货物流转,存在真实交易,不能以企业存在变名为由而否定交易的真实性。在大宗商品贸易中,由于运输、仓储环节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因此,企业之间进行货物转卖时,往往会约定货物暂时不发生现实上的交付,而是通过“指示交付”或“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货物所有权的转让。虽然货物本身没有发生空间上的转移,但已经发生了法律意义上的“交付”,货物所有权已经转让,受让人间接占有货物。针对本案而言,无论货物购销交易真实存在与否,变名销售行为均不满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如下:

第一,行为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以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骗抵国家增值税税款的目的。刑法设立虚开犯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打击侵害国家税收收入的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行为人不以骗抵国家增值税税款为目的的“虚开”行为不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评价对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以具有骗抵国家增值税税款的目的为构成要件。

第二,行为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以行为人在客观上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后果。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虚开”行为在客观上未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的损失后果,则不具有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不应当为刑法二百零五条所评价。主观上不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就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本案中,A公司在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中,根据交易货物的数量以及价款如实申报缴纳税款,不具有虚抵增值税税款的主观目的,也不会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的损失,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三、本案对于“变名销售”司法定性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从立法上来看,在发票“开具”的环节专门设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将“为自己虚开、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的行为全方位入罪,是立法者试图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发票犯罪,以遏制当时猖獗泛滥的发票犯罪。但是,这种不区分罪过,不区分目的,不区分结果,而是笼统地以一罪而蔽之的立法方式,导致司法实务中产生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区分问题。

无论是从目的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等何种角度去考量,都需要对该罪进行实质性的解释,立法者之所以将虚开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是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税收征管秩序,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将骗取税款的行为包含在本罪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只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因此,“变名销售”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可以说,本案的裁判结果对于近两年来困扰司法实务界的变名销售类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取保候审届满是否安全度过“危险期”?一则涉税刑事案件说“不”

 

编者按

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对未被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具有一定期限,期限届满,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是否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已经度过危险?本期,华税通过一则涉税刑事案件来与读者探讨刑事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一、案情简介

被告单位安徽新大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795060735K(1-1),单位地址安徽省全椒综合经济开发区。被告人陆阿平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并实际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2011年11月28日,安徽省全椒县地方税务局对被告单位自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单位除已缴纳1059500元城镇土地使用税外,少缴纳税款:1、印花税6868元,2、城镇土地使用税1202122.30元,3、房产税110775.11元,合计1319765.41元。

2012年4月28日,安徽省全椒县地方税务局对被告单位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催缴应纳税款及滞纳金。2012年5月11日,全椒县地方税务局对被告单位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被告单位处少缴纳税款一倍罚款2379265.41元。

2013年1月25日,被告人陆阿平主动到全椒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同日被全椒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3年3月28日,被告单位缴纳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共计1327220.53元。2013年12月26日,被告单位再次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1420344.88元。

2017年9月12日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9月13日经法院决定并由全椒县公安局对被告人陆阿平执行监视居。2017年11月24日,全椒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单位安徽新大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人陆阿平均构成逃税罪。

从取保候审到被提起公诉,时隔近5年之久,尽管采取了补缴税款、滞纳金、罚款的补救措施,被告人陆阿平还是受到了刑罚。

 

二、取保候审之适用

与取保候审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可以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以下四类: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三、取保候审之执行

可以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取保候审的执行交由公安机关。

取保候审的实现方式,是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上述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保证人有监督被保证人遵守上述规定的义务,若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期限届满之效果

取保候审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在取保候审期间,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并不中断。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并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和有关单位。

取保候审法定期限届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解除取保候审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取保候审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换言之,在取保候审期间,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对于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维持取保候审,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法定期限届满,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若发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五、华税观点

取保候审是对社会危害性极小或者健康原因需要照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较为缓和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但是,它的法律效果却不及于犯罪事实本身。取保候审法定期限之届满,并不产生宣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法律效果。确定无罪的司法裁判依据,是法院的无罪判决,检察院的不予起诉书与公安机关的撤案决定。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的不足在于,过度强调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属性,弱化取保候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亦是一种正当权利的刑事诉讼权利属性。在96年《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当中,有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是,这个规定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几次修订而废止。纵观各国刑事制度中的保释,与取保候审产生类似的效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依法争取的免受人身自由限制的优待。而将该优待权利申请权利从公民剥夺,使司法机关完全掌握生杀予夺的专权,并不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方向。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从一则税案谈新行政诉讼法解释对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7号公告第三条的影响

 

编者按:

消费税旨在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属于国家运用税收杠杆对某些消费品或消费行为为调节对象的特殊税种,原则上是在生产(进口)、流通或消费的某一环节一次征收,即征税环节具有单一性。就石化行业来说,税务机关与石化贸易企业争议的焦点在于消费税纳税主体是否仅为工业企业、仅对生产环节纳税,本文以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例结合行诉法解释对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7号公告第三条的合法性进行探讨。

 

一、案情介绍

金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系石化贸易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乙醇、甲醇、苯、甲苯、二甲苯、二氯甲烷、甲醛、液碱(含量>30%)、溶剂油(C4-C12)闭杯闪点≤60%、石脑油、煤焦油、丙烯、液化天然气(工业用)、混合二甲苯、均三甲苯、均四甲苯、混合苯、双氧水(含量<27.5%)、异辛烷、燃料油的销售,提供物流信息服务。

金达公司2016年8月向上海震华石化能源有限公司购进货物并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混合芳烃”,数量共计6356吨,发票不含税金额共计2774.91万元。同时金达公司与重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将上述购进货物售出,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混合芳烃(视同石脑油)”,货物数量共计6356吨,发票不含税金额共计2791.39万元。2016年10月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通过税收预警管理系统发现金达公司存在经营异常情况,认为金达公司对中泰公司所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货物名称需征收消费税,遂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沙国税西通[2016]43183号),告知金达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前进行消费税申报。金达公司认为其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于2017年1月16日向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局审查后认定该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限,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金达公司不服,遂诉至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金达公司败诉,金达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判决,维护原判。

二、本案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一)本案争议焦点

金达公司作为非工业生产企业,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对金达公司销售的涉案“混合芳烃”要求纳税申报征收消费税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二)各方观点

金达公司认为,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消费税纳税主体和纳税环节的规定,其仅为商品的销售方,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无需进行消费税纳税申报,其销售行为不应缴纳消费税。

税务机关认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的相关规定,金达公司作为非工业企业,将外购的混合芳烃以视同石脑油对外销售,应当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法院认为,根据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责令金达公司办理申报事宜并无不当,金达公司在本案中的销售行为应依法申报缴纳消费税。

三、华税点评

(一)企业涉税风险高,抗辩难成立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本案中,金达公司以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石油炼化企业,仅对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其仅为商品的销售方,不应成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由进行抗辩,认为其不具有申报缴纳消费税义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的解读》第四条规定,发生消费税应税行为的非工业企业为消费税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7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如果贸易企业在购销环节开受发票变名的,需要承担消费税的纳税义务。此项规定实际上是对《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中“生产行为”的扩大化解释。虽然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以本案来说,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石油炼化企业,仅对生产环节纳税,石化贸易企业不是法定的消费税纳税人。但根据我国现有税收法律体系,目前有效的消费税、增值税规定尚未立法,仅为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实践中多为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历年来颁布的规章、内部规范性文件,在质疑其数量庞杂、法律层级较低时,不应忽视其弥补立法不足、填补税收征管体系漏洞的功能。

虽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7号公告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现行有效的国税总局规定,各地税务机关均遵照此执行。本案中金达公司以其并非为消费税的纳税人进行抗辩,在现行税法规定的范畴内很难得到税务以及司法机关的支持。

(二)企业行为涉及变名销售,适用47号公告

本案中金达公司的变名销售行为,在石化行业内较为普遍,给国家消费税税款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实践中很多税务机关、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无法准确认识到变名销售的偷税本质,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以“没有真实购销交易”为由追究变票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责任。而石化行业变名销售行为真正造成的是国家消费税税款的损失。本案中,税务机关根据47号公告规定,将金达公司该变名销售行为视为应税行为,看似符合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则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以及税法的实质课税精神。

(三)新行诉法解释施行后,本案所涉规范性文件或将面临司法审查

2018年2月8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至第一百五十一条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规则规定进行了细化,将使税法规范性文件面临司法审查。《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税纳税义务人为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而2012年第47号公告将应税行为进行了扩充解释,对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存在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将外购的消费税低税率应税产品以高税率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行为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征收消费税。此规定属于《行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列举的“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形,由此会被认定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本案发生的时间为2016年8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金达公司以其不是法定纳税人为由进行抗辩并未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但《行诉法解释》施行后,本案中适用的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7号公告或将面临司法审查。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旨在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充分保护纳税人诉讼权益。我国在践行依法治税、税收法定的同时,确存在税制立法层次低,部门规范性文件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的情形,《行诉法解释》已公布并即将施行,税务机关在具体处理“变名销售”的涉税案件中应严格遵循“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法不溯及既往”等法律原则,确保税收行政行为合法。涉税企业应充分行使司法救济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积极进行申辩。

2018年1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号),要求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正确选择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新规将于2018年3月1日起施行,企业应积极学习贯彻国家最新税收政策,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成品油专用系统取得并开具,做好涉税风险管理。

结语:

“变名销售”问题凸显,起于纳税主体主观偷逃消费税之故意,也由我国现行消费税制不完善征管漏洞所致。石化贸易企业涉税风险极高,本案即是很好的说明,税务机关以总局现行有效的2012年第47号公告为依据追征石化贸易企业消费税税款,石化贸易企业应做好涉税风险管理,积极应对税务稽查检查,从程序和实体权利方面进行救济,积极申辩。新行诉法解释施行后,税收规范性文件难逃司法审查,税务机关应恪守“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法不溯及既往”等法律原则,未来消费税改革立法应综合考量、科学设计消费税制,完善征税范围、征税环节等规定。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拍卖房屋收入个税算多少?税局文件口径不一引争议

编者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法院在进行司法拍卖时应当公布拍卖财产产权转移可能产生的税费及承担方式。实践中,拍卖公告中列明的税费大多由买受人承担。因此,个人通过司法拍卖竞拍房屋时,应当考量可能产生的各项税费,综合考虑最终成交价款。竞拍房屋根据能否提供房屋原值证明,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又有所区别。本篇华税律师通过一则税案与您一起探讨。
一、案情介绍
张某于2016年10月9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以X万元的价格成功竞得了某房屋。2016年11月21日与江岸区人民法院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约定,对拍卖标的过户、所涉税费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2017年2月28日,张某代理人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缴纳个人所得税人民币29922元,税务机关出具了完税证明。后张某认为税务机关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应适用1%的税率,而不应当适用3%的税率,税务机关对个人取得房屋拍卖收入的政策理解适用有误,向市地税局提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区地税局撤销个税征税行为,并对国税总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对于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房屋与纳税义务人主动送拍房屋,在无法提供房屋原值等相关凭证的情况下,是否应统一适用3%的核定征收率?
张某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7]38号)和《关于个人取得房屋拍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145号)并未规定对于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强制拍卖程序而实施的转移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如何适用税率,应当按照1%的税率进行核定征收。
法院认为:上述两份文件并未对纳税义务人主动送拍和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等不同情况进行区分,统一按照核定征收率3%征收个人所得税并无不当。
三、华税分析
(一)个人转让房屋所涉个人所得税的法律法规梳理
1、个税缴纳的一般规定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取得的财产转让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为20%。即个人转让住房的,应当按照收入额减除原值及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税。
2、无法提供原值凭证时的核定
为完善制度,加强征管,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08号),进一步明确了个人房屋转让时房屋原值的证明如何提供,不同方式取得房屋时房屋原值和合理费用如何确定。
规定:纳税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屋原值和应纳税额的,税务机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实行核定征税,即按纳税人住房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核定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具体比例由省级地方税务局或者省级地方税务局授权的地市级地方税务局根据纳税人出售住房的所处区域、地理位置、建造时间、房屋类型、住房平均价格水平等因素,在住房转让收入1%-3%的幅度内确定。
第五条规定: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3、房屋拍卖收入的特殊规定
对个人通过拍卖市场将房产拍卖,根据国税〔2007〕38号文第四条的专门规定,纳税人如不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按转让收入额的3%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国税函[2007]1145号对此进一步规定,个人通过拍卖市场取得的房屋拍卖收入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不能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屋原值和应纳税额的,统一按转让收入全额的3%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案《拍卖成交确认书中》约定张某代房屋所有人承担税费的条款有效
在许多情形下,纳税义务主体并不一定是最终的税款承担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可以约定应缴纳税款由非纳税义务主体方承担。与纳税义务主体的法定性不同,税款承担主体可以通过合同条款进行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应的司法判例中也明确该观点。如《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裁判摘要:“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缴纳税款,即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并未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转让土地使用权税费的,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因此,本案原告张某通过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竞拍涉案房屋,并根据约定承担涉案房屋的税费,不违反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受理其税费缴纳。
本案依法应当按照3%的税率进行核定
本案中,张某无法提供房屋原值等相关凭证,且该房屋原所有人名下有其他房产,不符合“满五唯一”免征个税的范围,国税[2007]38号文及国税函[2007]1145号文未对主动送拍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等不同情况进行区分,因此地税局按照核定征收率3%征收个税并无不当。
小结:本案之所以会引发争议,笔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国税函[2007]1145号文对房屋拍卖收入直接规定了按照3%的核定征收率,但对于一般的个人房屋转让,根据国税〔2007〕38号文由省级地方税务局或者省级地方税务局授权的地市级地方税务局综合考虑地段、价格等因素在1%-3%的幅度内进行确定,例如本案中张某所在武汉市,根据武汉市《市地税局市房产局关于我市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6]169号)规定,采用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核定征收率暂定为l%。通过拍卖或个人交易,性质均是转让,在核定征收率上却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本案中张某认为司法拍卖应区别于1145号文及38号文中所规定拍卖,是本案出现争议的关键。
往期文章链接:
刘某与乐清市地税局拍卖房产税费分摊纠纷税务行政复议上诉案
以案说税:个人转让房屋引发的税款追征纠纷案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房地产企业股权收购涉税风险分析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已累积到相当大的规模,行业整合是大的趋势,而投资并购是行业整合的最有效手段。据统计,2017年全年,仅北交所就成交房地产股权转让项目71项,成交金额352.97亿元,同比增长74.3%。由于房地产企业涉及大量的土地、房屋等资产,交易体量大,涉税情况复杂,尤其是国税函〔2000〕687号文发布后,房地产企业股权转让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房地产交易而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需要房地产企业在进行股权收购交易前,谨慎评估交易中的涉税风险,同时,对于税务机关的认定结果不服的,应当及时寻求专业税务律师的帮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基本案情
A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是某市国税局的重点税源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2014年以来,该公司分步开展了一系列的股权收购、增资扩股、吸收合并和股权转让业务:一是通过股权转让形式,与E公司协议转让B公司60%的股权,与F公司协议转让B公司40%的股权,成为B公司的100%控股股东,B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一块尚未开发的闲置土地;二是通过B公司以尚未开发的土地使用权作价1700万元向C公司增资扩股;三是吸收合并了C公司,成为C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四是将持有的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D公司。

二、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转让双方需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转让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亦规定,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在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如不符合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以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为最终目的转让公司100%股权,此种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实质是规避了土地管理法等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相关规定,进而据此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笔者梳理了相关案例,其中,多数裁判观点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主要理由是(此处为最高院裁判观点):公司股权转让与作为公司资产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为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股权转让行为既不改变公司本身亦未变动土地使用权之主体,故不应纳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审查范畴,而应受《公司法》调整。现行法律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禁止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目的,因此相关股权转让行为应为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裁判观点,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则股权转让双方需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转让价款、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及按照税法规定和协议约定承担和缴纳税款。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三条“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的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因此,A公司需对股权转让所得部分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国税函〔2000〕687号文不具有普适性,以转让股权名义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增值税问题应具体分析
对于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计征土地增值税的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税收法律法规予以明确,但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以批复的形式对各省市有关此问题的请示作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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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份规范性文件中,国税函〔1997〕700号文规定“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其他三个文件将股权转让的实质认定为房地产交易行为,应按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税收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矛盾之处。而且,上述四份规范性文件作为税务机关之间的内部批示文件,仅针对特定案例,不能作为对普遍纳税人的执法依据,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从税收法定原则来看,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中没有关于股权转让要缴纳土地增值税的规定;从实质课税和反避税角度来看,实质课税的前提和基础应该是税收法定,依法征管,如果企业的架构和安排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无证据证明企业具有避税和偷逃税的行为,税务机关应该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税收征管,不能对税法文件做扩大解释,严格限定自由裁量权。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最高院新行诉法解释助力税务司法救济五大亮点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诉解释》)已于2017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26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2月8日正式施行。这部司法解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的诸多内容作了修改,将对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动行政审判工作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期华税律师结合税务争议解决实践经验,对《行诉解释》中的新内容进行剖析,以期为纳税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提供参考。
一、受案范围负面清单扩容,但为税务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明确了可诉行政行为的标准,但是该条款规定较为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度。部分地方还因此出现对于可诉性行政行为把握不准而导致诉权滥用的现象。为了明确可诉行政行为的界限,保障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的实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结合司法实践,《行诉解释》增加规定了下列五种不可诉的行为:
(一)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二)过程性行为;
(三)协助执行行为;
(四)内部层级监督行为;
(五)信访办理行为。
新司法解释将受案范围负面清单予以扩大,就税务领域而言,为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税务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提供了法律依据。
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即不对纳税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影响的行为。例如,《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是在税务机关办理虚开案件中各税务机关之间的协查材料,属于税务机关的内部文书,不对相对人送达,一般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内部行政行为一旦产生外部效力,其是否具有可诉性还有待商榷。《行诉解释》规定,“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对于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不以其为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为区分,而是依据其是否产生外部法律效力来进行判断,如果其具有外部法律效力则具有可诉性。
针对《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是否具有可诉性,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具有可诉性。上游税务稽查局也即委托方向下游税务稽查局也即受托方开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后,如下游税务稽查局直接凭据《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向下游企业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等,此时,稽查局的追缴行为便侵犯到相对人的财产权益,相对人即可针对《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提起行政诉讼。(2)不具有可诉性。根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税总发〔2013〕66号)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托方应当按照《税务稽查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立案检查:(一)委托方已开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如果受托方税务机关仅将委托方开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作为线索,对涉案企业开展立案检查,然后根据企业的税务违法情况作出处理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作为税务机关内部文书,并未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损害,便不具有可诉性。
另外,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了呈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呈报属于过程性行为,而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一定的成熟性。税务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一般要为作出行政行为进行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这些行为尚不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不属于可诉的行为。例如,《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有较多的“呈报”规定,以往实践中也有较多纳税人因此而提起行政诉讼,增加了司法成本。此次《行诉解释》将此予以明确,节约了司法资源,有助于司法机关提高审判质量。

二、明确复议机关共同举证责任,却弱化了复议机关审查、救济功能
《行政诉讼法》为了强化行政复议监督职能,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随着“双被告”规定的逐步实施,2016年全国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比例为48.48%,行政复议纠错率是2013年的2倍多。这一变化表明,包括复议机关在内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越来越高,复议机关发挥内部层级监督的作用和功能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审判中也出现了一些共同被告制度适用范围和举证责任等方面不一致的问题,本次《行诉解释》对上述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上述规定明确了行政复议机关的共同举证责任,有助于更好的发挥行政监督的“纠错”功能,约束行政机关的执法权,提高执法的严谨性。但从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的角度而言,第三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实际上弱化了行政复议程序的审查、救济功能,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原因有二:
(一)根据该规定,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可以直接搜集调取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使得复议机关的裁判职能弱化,执法职能强化,加上“双被告”规定的进一步明确,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很难保持中立。
(二)若原行政行为本身存在瑕疵,在进行行政诉讼时,复议机关的补充取证可能会使得原行政行为合法,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三、证据规则新规定,程序公正更强化
《行诉解释》在“证据”一章对原有规定进行了梳理与调整。相比两部旧司法解释与《证据规则》,《行诉解释》更加强调程序公正。
在举证期限方面,被告延期举证的期限被适当延长,由《证据规则》第一条规定的“十日”调整为“十五日”;同时,原告逾期提供证据的,不再依据《证据规则》第七条直接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而是给予一次解释、说明理由的机会,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才视为放弃。
就证据本身而言,《行诉解释》第四十二条首次在行政诉讼领域对证据的“三性”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具体三性的判断标准,仍需参照《证据规则》第五章:“证据的审核认定”。但是,《行诉解释》第四十三条却改变了《证据规则》的表述。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属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而《证据规则》则表述为“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强制性规范表现为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两种形式,《行诉解释》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扩大,以维护行政相对人权利,但是,一个“且”字,却使这一条规定发生了实质上的退步,使得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范围更加狭小。
并且,《行诉解释》明确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出庭说明、接受询问的两种途径,一是原告要求,二是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第一种途径,原告/第三人要求,在《证据规则》中已有体现,而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则是新增,值得肯定的是,此举强化了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在证人不违背法律与良心的前提下,使得法庭得以更加全面、客观地查明事实。在询问相关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之前,法庭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更能保证执法人员免受行政机关的不利影响,客观作证。但是,由于该规定是效仿英美法系法庭辩论的尝试,规定略显“小心翼翼”,主要体现在:一是原告可以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出庭说明的范围较狭隘,仅限于对现场笔录、扣押财产、检验的物品取样或保管、执法人员的身份等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异议的情形;二则是法庭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无论是原告/第三人要求,还是法院认为有必要,都是法庭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断。在税务行政诉讼中,要求税务稽查人员对现场笔录作出说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稽查人员在现场调查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存在诱供行为,通过要求其出庭说明,使行政相对人的主张更具有说服力。
《行诉解释》第四十六条是一条新增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作为呈堂证供,而对于前期调查中发现的,对于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证据却秘而不宣,而行政相对人却可望不可求。因此,第四十六条规定,原告/第三人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对其有利的证据的,可以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责令提交而拒不提交,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甚至毁损证据的,法院推定原告/第三人主张的事实成立。在税务争议案件中,稽查局在稽查过程中会全面调取纳税人账簿等资料,制作询问笔录等,其中必然存在对纳税人有利的材料。在作出税务决定时,税务机关往往忽略这些材料。而《行诉解释》第四十六条为行政相对人获取上述证据提供了强大支持,使法院能够获取更加充分的证据。
总体而言,《行诉解释》对于原告、被告的证据责任作出了适当平衡,既宽限了被告延期举证的期限,又赋予了原告更加充分的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程序公正得到强化。

四、解决税务行政诉讼程序“见官难”,实现“告官见官”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落实到税务行政诉讼领域,税务机关正职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行政纠纷获得实质化解。结合行政诉讼实践,《行诉解释》从以下方面对该项制度的进一步落实作出了明确规定:第一,对《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行政负责人”进行明确并适度扩大了范围,包括正、副职负责人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第二,明确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不得仅委托律师。第三,出庭应诉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第四,明确应当出庭的情形及应出庭不出庭的后果。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负责人应当出庭。应出庭而不出庭,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并在裁判文书中载明。
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在税务诉讼领域将有利于税务行政纠纷的实质化解。

五、附带审查规则细化,税收规范性文件难逃司法审查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行为所依据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行诉解释》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细化:第一,明确提出时间,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第二,第一百四十八条对哪些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作出了列举;第三,对法院的审查结果作出了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应当在裁判生效后报送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备案。涉及国务院部门、省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建议还应当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税法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对经济进行逆向调控的职能,存在易变性。因此,税收领域存在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适应不同时期国家税收政策目标的差异。《行诉解释》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规则规定的细化,将使税法规范性文件难逃司法审查。例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2012年第47号)第三条规定:三、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下列行为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一)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
(二)将外购的消费税低税率应税产品以高税率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
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
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税纳税主体分为两类:第一,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第二,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反观2012年第47号公告,首先,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为国家税务总局,但暂行条例规定“销售本条例规定消费品”的主体应当由国务院确定,税收法定原则包括主体法定,47号公告从纳税主体的确定上违反了上位法,从而违反税收法定原则。其次,将暂行条例中的应税行为进行了扩大,对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存在的列举的两种行为进行了一刀切的规定,违背了上位法的规定。属于《行诉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列举的“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形。
《行诉解释》的颁布对于进一步规范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行政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行政诉讼参加人还是人民法院都应当认真领会立法原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各自的职责和权利。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刘天永:变名销售:石化企业的“通病”?

 

编者按:此文系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刘天永律师发表在2018年2月9日《中国税务报》的文章,这也是继2017年10月27日刘律师在《中国税务报》发表《“变名销售”虚开增值税专票:该不该入罪?》后的又一篇针对石化行业增值税问题的专业文章,现分享与读者。与此同时,华税律师近期代理的部分涉嫌虚开大案也有收到了各省市司法机关最终认定“变名销售”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文书,今后也将由承办律师脱密处理后尽快呈现给各位读者,以供诸君研究参考。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金税三期上线,多个省份均传出石化企业因变名销售被税务机关或公安机关查处的消息,变名销售似乎已经成为石化企业的“通病”。对于石化企业而言,由于变名销售额和涉及的税额较大,引发的相关税务风险不小。笔者认为,在变名销售链条上的所有企业,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中潜在的税务风险,全面提升自身的税法遵从度。

变名销售渐被关注

顾名思义,变名销售就是变更了商品名称的销售行为。在实践中,石油炼化企业联合关联石化贸易企业,通过一系列交易与发票变名等形式,将原油、沥青等非应税消费品的发票变更为汽油、柴油等应税消费品发票,进而达到偷逃或虚假抵扣消费税的目的。近年来,变名销售已经引起了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越来越多的关注。过去一年来,各地税务机关针对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的风险防控和分类排查力度大增,将一批涉案企业以涉嫌“虚开”犯罪为由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举例说明,石油炼化企业为偷逃成品油消费税及虚假抵扣消费税税款,安排的变名销售交易链条通常是:油田→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其中,甲公司是位于A省某市的石油炼化企业,其与国内某油田签订原油购销合同,向油田支付货款,油田为其开具品名为原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油货物通常由油田直接运输到附近港口仓储。

乙公司是位于B省某市的石化贸易企业,其与甲公司签订原油购销合同,向甲公司支付货款,甲公司为乙公司开出品名为芳烃、液态沥青等原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公司和乙公司之间通过签署货物所有权转移确认书完成货权交付,原油货物仍然存放在港口。

丙公司是位于C省某市的石化贸易企业,其与乙公司签订燃料油等成品油购销合同,向乙公司支付货款,乙公司为丙公司开出品名为燃料油等成品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公司和丙公司之间通过签署货物所有权转移确认书完成货权交付,原油货物仍然存放在港口。

丁公司是位于A省某市的石油炼化企业,通常是甲公司的关联单位,在一些案例中,这一交易环节的主体往往就是甲公司。丁公司与丙公司签订燃料油等成品油购销合同,向丙公司支付货款,丙公司为丁公司开出品名为燃料油等成品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丁公司通常会组织运力,自提储存在港口的原油货物。

变名企业风险最高

变名销售真正带给国家损失的是消费税税款,不能以“没有真实购销交易”为由,追究变票企业及协助变票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责任,而应该追究石油炼化企业及其他交易参与方偷逃消费税的责任。

在上述举例的交易安排中,甲公司取得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品名均为芳烃、沥青等原油,本身未发生品名变更的行为。乙公司是具体实施发票品名变更的企业,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货物品名为芳烃、沥青等原油,而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货物品名为燃料油等成品油,因而其承担的税务风险较大。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7号公告)的规定,石化贸易企业将消费税非应税品以消费税应税品对外销售的,应按规定征收消费税。因此,具体实施变名的石化贸易企业,可能面临被征收消费税甚至是加收滞纳金乃至偷税罚款的风险。同时,品名变更的行为往往会被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为不存在真实的货物购销交易,从而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名,追究其税收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丙公司在整个交易链条中的作用是协助变票。可以看到,丙公司在开具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两个环节没有发生变名,品名均为燃料油等成品油。但是,丙公司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税法责任,主要是可能被认定为不存在真实货物购销交易,从而被追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责任。不过,对丙公司而言,其税法责任风险的产生,取决于具体实施变名的企业的税务风险是否爆发。

丁公司通常是甲公司的关联单位,在一些变票链条中甚至就是甲公司,是整个变票链条中非法利益的主要集中点,也可以说是整个变票交易的主导者。可以看到,丁公司实际上采购的是原油,却取得了品名为成品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意味着丁公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非法获益。一是将取得品名为成品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抵扣消费税税款的凭证,从而虚假抵扣消费税税款;二是在取得原油货物后,私下加工炼化成为成品油后再对外销售。从账面上看,丁公司是采购了一批成品油后再直接对外销售,无法体现其加工、炼化的行为,从而偷逃了消费税的纳税义务。

笔者发现,上述两种情况都会给国家的消费税税款造成严重损失。但是,由于丁公司在取得及开具发票方面不存在变名情况,且变票交易链条较为复杂绵长,其偷逃消费税的税法风险通常不易暴露。

三管齐下防范风险

石化行业变名销售的问题非简单个案,近年来已成态势发展。这一问题的处理对于精准打击涉税犯罪、挽回国家税款损失都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三管齐下,标本兼治。

一方面,建立跨区域的管辖机制。由于变名销售类案件绝大多数存在跨区域的情况,需要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管辖方案,纠正当前普遍存在的对变票企业实施分地域管辖的现状。为妥善解决异地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等管辖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建议国家税务总局与公安部成立联合办案小组协调办理此类案件。唯此,方可对变名销售案件的定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亦能够分清主犯和从犯,准确判定不同主体所获取的非法利益及国家整体上的税款损失后果,从而尽可能地挽回国家损失,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效果,体现和维护税法和刑法的公正。

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征管制度。鉴于目前消费税和增值税法规尚未上升为法律,实践中多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历年来颁布的规章、内部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数量较多、内容庞杂且法律级次较低,税务机关、司法机关在具体处理变名销售涉税案件中,应恪守“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法不溯及既往” 等法律原则,以彰显税法的权威与公平。未来消费税改革,笔者建议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将消费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二是改为零售环节征收,三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四是借鉴增值税抵扣模式,建立科学有效的抵扣制度。

同时,石化企业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2018年1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号),要求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且需正确选择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由此可见,国家税务总局对成品油发票的管理愈加规范,在管理上杜绝手动开票事后追验造成消费税逃漏的现象。

今后,石化企业应该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成品油专用系统取得并开具发票。生产企业在购进消费税应税油品作为原料生产、加工成品油时,应当特别关注,其所取得的发票是否为通过成品油专用发票系统开出的发票。如果生产企业无法取得通过新系统开出的发票,则其将购进原料所含税款抵扣申报时,将面临极大的税务风险。企业在对外销售成品油或其他的消费税应税油品时,也应当要通过成品油专用系统对外开具发票,否则下游企业将无法实现已税税款的抵扣效果,导致生产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产生争议。

 

作者简介: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华税税务师事务所(5A级)董事长;中华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律协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五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国家税务总局首批税务领军人才;同时兼任: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会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先后出版《中国税务律师评论(第四卷)》(2017年)、《中国税务律师实务(第三版)》(2017年)、《中国税法疑难案件解决实务(第二版)》(2016年)、《中国税法注解》(2014年)等十余部税法专著。并先后代理了全国各地300多起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土地增值税、出口退税、预提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产生的重大涉税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

司法拍卖税费承担条款评析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涉税经济案件的日渐增多,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资产的数量也逐年增长,拍卖环节中存在的税收问题日益显现。为了保证拍卖环节的税款征收,目前各地通行的做法是,在拍卖公告中载明“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这种“一刀切”的税务处理方式,引发了许多涉税争议,甚至导致拍卖标的物流拍,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本文就拍卖公告中“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这一涉税条款进行分析,揭示拍卖各方潜在的涉税风险,以供拍卖各方参考。

 

 

司法拍卖实际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一种特殊形式的买卖关系,应对买卖过程中产生的交易金额依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征收税款,拍卖公告中“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的约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增加了买受人的成本

法院强制拍卖行为中,尤其是拍卖不动产的过程中,被执行方是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及印花税等税种的纳税义务人。但由于被执行方不参与法院拍卖过程,或者是一进入到强制执行阶段便查无下落无法联系,导致纳税主体缺失。现在各地通行的做法是,在拍卖被执行方不动产时,拍卖公告载明“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即买受人承担拍卖后不动产产权转移过程中的一切税费。买受人为确保不动产能办理过户手续,往往代缴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税款,而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上的纳税人却是被执行方。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转让环节税款没有流失,却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纳税主体和纳税责任,不仅增加了买受人的纳税成本,也给税务机关带来了执法风险。

 

二、买受人承担相关税费后存在无法税前扣除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买受人替被执行人承担的相关税费本应该由被执行人承担,该部分税费不符合“与取得收入有关”“合理”的要求,因此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扣除。

并且,由于拍卖公告中的税费承担条款并未改变纳税义务人,即使买受人承担了原本应该由被执行人应承担的相关税费,税务机关开具的的税收缴款书或其他完税凭证上的纳税人仍是被执行人。该税收缴款书或其他完税凭证不得作为合法有效的凭证,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依据。因此,买受人承担相关税费后,可能存在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列支的风险。

 

三、企业竞买方支付价款后存在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风险

从近两年法院拍卖不动产情况来看,被拍卖对象大多为关停企业或走逃企业。“营改增”以后,在竞买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需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款。但一般情况下,已被税务部门认定为非正常状态或注销状态的企业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税务部门自行将其状态恢复为正常户使其开票,可能在企业申报、违章处罚和欠缴税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执法风险。事实上,即使被拍卖方为正常户状态,因考虑到要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因素,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主动协助买受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一般纳税人竞拍不动产尤其是竞拍土地使用权后,竞买方是很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既在法院和竞买方之间产生了矛盾,又由于竞买方无法抵扣税款而额外增加了税收负担。即使《关于契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67号公告)明确了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可以办理契税缴纳手续,但仍然无法解决竞买方抵扣增值税和所得税列支成本的问题。

 

四、涉税条款的理解与适用风险

《湛江恒基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与湛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拍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二审法院认为,《转让合同书》虽然约定了“恒基公司必须支付在办理变更过户手续时按国家规定应支付的全部费用以及交易服务费和相关税费”这一条款,但合同约定的“全部”并未明确是一方或是双方的全部税费。即恒基公司是只需支付自身的全部过户税费,还是双方应负的全部过户税费均由恒基公司缴纳,存在歧义,故该条款约定并不明确。既然约定不明,合同双方又未能就此达成新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的规定,由于房地产的过户登记属于双务行为,需要买卖双方共同办理才能完成,因此恒基公司和市国资委作为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义务人,应按照国家有关税法的规定缴交各自的过户税费。因此,司法拍卖中的涉税条款应尽可能具体、明确,避免产生歧义。

 

五、建议

(一)买受人做好拍前调查,并整体考虑拍卖成本

买受人往往在司法拍卖结束后才考虑到本文中相关税收问题,巨大的税收成本是买受人不愿意承担的。但拍卖结束后,如果不及时缴纳税款,可能会影响相关资产办过户手续,这时买受人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建议竞买人在参与司法拍卖前,明确相关税收问题,降低自身税收风险。

(二)出台指导意见规定司法拍卖中“竞买人依照法定纳税义务承担相关税费”

据调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在拍卖平台所载的拍卖公告中均载明,“所涉及的一切税、费按征税单位规定缴纳”。该院拍卖成交后如果被执行人不缴纳税费,可以由竞买人代缴,然后凭有关纳税凭证到法院,由法院从拍卖款项中返还代缴的款项。从而减少由买受人承担税费所来的的种种弊端。建议最高院出台专门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按照“竞买人依照法定纳税义务承担相关税费”进行拍卖,不得要求“竞买人承担一切税费”。从而提高执行财产处置效率和保障成交价格的合理性。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