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专票出罪后的罪名之争不应打开非法出售罪的“潘多拉魔盒”


编者按:两高涉税司法解释为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虚开专票行为设置出罪条款后,此类行为是否构成其他犯罪、构成何罪,成为实务争议的焦点。2026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位法官先后撰文回应这一问题。前者认为虚开发票罪的犯罪对象不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类行为应转而审查是否存在出售、购买等关联行为,这一思路容易导致非法出售罪的扩张适用,后者则认为虚开发票罪可以评价此类行为,不宜以非法出售、非法购买罪填补空档。本文在评析两文的基础上,结合两罪的立法背景和定罪量刑标准,论证非法出售、非法购买专票罪的对象应限于空白发票,不应扩及已开具的发票,以免出罪条款被重罪的扩张适用所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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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中院文章限缩虚开发票罪却为非法出售罪留出了扩张空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张允源法官在《人民司法(应用)》2026年第17期发表《无骗抵目的的虚开专票行为的刑事规制界限》一文,认为虚开发票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层构造,本罪是为逃税提供便利条件的目的犯,犯罪对象仅限不具有抵扣功能的普通发票,无骗抵目的的虚开专票行为不能以虚开发票罪论处,而应审查背后是否存在购买、伪造、出售等关联行为,构成相关犯罪的启动刑事手段,否则通过行政手段处理。

该文对虚开发票罪的法益构造和目的限定,笔者表示认同。在该文看来,发票管理秩序只是本罪的前置层法益,国家应得税收利益才是背后层法益,只有以为逃税提供便利条件为目的、对国家应得税收利益造成危险或者实害的虚开,才具有刑事可罚性。这一限定在实务中确有必要。若只以发票管理秩序为法益,有真实交易、金额真实,仅票载品名与实际货物不符的普通发票,达到入罪标准即可构成虚开发票罪,而这类发票并未减少任何税种的税基。此类开票在行政法上虽仍属虚开,但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即可,没有必要上升为虚开发票罪。

但笔者认为,该文关于虚开发票罪的犯罪对象仅限普通发票的论证难以成立。该文以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的表述,主张立法者以发票功能界分犯罪对象,专票的抵扣功能不因行为人没有骗抵目的而消失。然而,抵扣功能只是可能被激活,在专票并未被用于骗抵税款的情况下,仅以此排除虚开发票罪的适用,会造成虚开普通发票可以入罪、出于同样目的虚开专票反而不能以本罪评价的失衡,此类行为要么无罪,要么被推向更重的罪名。

按照该文的思路,开票方收取开票费为他人开具专票的,可以非法出售罪论处,沈某某案即是如此。这恰恰暴露了该文论证上的不一致,其否定虚开发票罪时严守文义和立法原意,转向非法出售罪时却未对该罪的立法原意作同样考察,而该罪针对的本是空白发票。该文虽主张以牟利目的及出售行为的职业性、长期性加以限定,但收取开票费本身即为牟利,职业性、长期性也只是程度之别。在开票方如实申报纳税、受票方未用于骗抵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并不改变行为对国家税收利益的影响,难以支撑与虚开专票罪相当的刑罚。循此思路,有偿虚开几乎都可归入非法出售罪,出罪条款对虚开专票罪的限缩也将落空。

02

上海一中院文章主张虚开发票罪的对象包含专票并限缩非法出售罪适用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王欣元法官2026年9月24日在《人民法院报》发表《以逃税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以虚开发票罪论处》一文,针对受票方为少缴企业所得税支付开票费取得专票、未造成增值税损失的情形,主张此类行为的不法内容主要在于破坏发票管理秩序,应以虚开发票罪论处。该文依次论证了出罪不等于无罪,不宜以非法出售、非法购买罪填补空档,以虚开发票罪论处不存在解释论障碍,最后提出有偿虚开专票行为的三步定性方法。第一步,审查是否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是否造成增值税款被骗损失,二者兼备的以虚开专票罪论处,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虚增进项抵扣、符合条件的,以逃税罪论处;第二步,审查开票方是否具有将发票作为商品出售牟利的独立意思、所收费用是否明显超出其实际承担的税负成本等,具备的可以考虑以非法出售、非法购买罪论处;第三步,前两步的情形均不具备的,以虚开发票罪论处,并按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主从犯。

有观点批评该文把最高法已纳入逃税罪评价的虚开抵扣行为又拉回了虚开发票罪,这恐怕是误读。该文在论证出罪不等于无罪时即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发布的典型案例,并在定性的第一步明确,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虚抵少缴税款的,符合条件的按逃税罪处理。其主张以虚开发票罪评价的,是逃税罪所不能覆盖的部分,即未利用抵扣功能的虚开行为对发票管理秩序的侵害,以及因数额、比例或者处理前置等条件不具备而无法成立逃税罪时的虚开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对非法出售罪、非法购买罪的限缩意识值得肯定。它指出收取开票费不等于买卖发票,开票方收费可能只是弥补税费成本,开票主体若实质上只是受票方虚增成本的“开票通道”,双方谈不上买卖关系。该文也注意到,分罪评价会使犯意发起者定轻罪、执行者定重罪,造成罪刑倒挂。但这种限缩还远远不够,该文没有回答两罪的犯罪对象是否限于空白发票,这一问题须从两罪的立法背景和定罪量刑标准中寻找答案。

03

非法出售专票罪、非法购买专票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回归空白发票

(一)立法背景决定了非法出售罪保护的是发售专营权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源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彼时专票由税务机关成本成套发售、手工填开,国家税务总局通报的南京案(国税发〔1995〕74号)、呼和浩特案(国税发〔1995〕182号)和上海案(国税发〔1995〕205号),都是税务人员与外部人员内外勾结,骗购、盗取空白专票对外倒卖。该决定将原由投机倒把罪评价的发票犯罪拆分为虚开、伪造、出售、购买四类,出售罪对应的正是倒卖空白发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汤卫平指出,本罪“主要是指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一般纳税人非法出售自己所合法拥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可见无论是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还是一般纳税人,其能够出售的都是源自税务机关发售的专票。

法工委刑法室阐述立法理由时也指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机关依照规定发售,只限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除此之外,任何人和单位不得出售”。私售空白发票,等于私人取代税务机关充当发售者,发票的流向与数量随之失控。本罪不以税款损失为要件却配置最高无期徒刑,正是因为它侵害的是国家对发票的发售专营权。税务机关发售、纳税人领购的专票只能是空白发票,本罪的犯罪对象也就限于空白发票。

(二)从票面额到票面税额的拟制规则同样指向空白发票

1996年最高法发布的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规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发票份数或者票面额为依据,票面额按“百元版以每份100元,千元版以每份1000元,万元版以每份1万元计算”。这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拟制。以百元版为例,其最高开票限额为999.99元,却统一按每份100元计算,可见票面额取决于发票的版别,而与实际填开的金额无关。这一规则只有对象是空白发票时才说得通,因为空白发票上没有销售额和税额,只能依据版别衡量其被非法流通的危害。若对象是已填开的发票,直接以票面记载的金额定罪量刑即可,这套拟制规则便无存在的必要。

2022年最高检、公安部修订的公通字〔2022〕12号立案追诉标准第五十九条将“票面额”改为“票面税额”,法释〔2024〕4号第十五条沿用了这一表述,却都没有界定其计算方式。严格来说,“票面税额”的表述并不准确,空白发票的票面上并无税额可言,从票面额到票面税额也只是表述上的调整,并未改变其拟制性质。若犯罪对象是已开具的发票,完全可以采用“虚开的税款数额”这一现成标准,无需另设票面税额的概念。实践中若把票面税额等同于已开发票上记载的税额,本罪的对象便在罪状未作任何修改的情况下由空白发票变成了已开具的发票。因此,将非法出售罪扩及已开具的发票有违立法原意,应当明确所谓票面税额只是基于版别推定的拟制税额,而非实际开具的税额,非法出售罪的犯罪对象就是空白发票。

(三)非法购买罪的对象同样应当限于空白发票

从定罪量刑标准看,1996年司法解释对非法购买同样以发票份数和按版别拟制的票面额为入罪依据,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和两高涉税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也同样改采票面税额,与非法出售罪的规定保持同步。既然这套按版别折算的拟制数额只有在对象是空白发票时才说得通,非法购买罪的对象也就不应作不同的理解,同样限于空白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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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骗抵目的且未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虚开专票行为不构成虚开专票罪之后,罪名之争不应以重罪的扩张适用收场。非法出售罪保护的是国家对发票的发售专营权,其犯罪对象自始是空白发票,非法购买罪的对象亦然,有偿虚开已填开专票的行为本就不在两罪的评价之列。在数电发票全面推行、空白专票几乎失去流通可能的今天,该罪名本应逐渐沉寂,若借虚开专票罪的出罪条款被重新激活,两高涉税司法解释限缩虚开犯罪圈的初衷将难以实现。对于被追诉的企业和个人,建议及时聘请专业税务律师介入,梳理事实与证据,有助于争取准确的定性,避免轻罪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