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税:取得虚开发票后,“发现少缴税款之日”如何判定?


编者按:《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将税款追征期分为三类情形:因税务机关责任导致纳税人少缴税款的,追征期为三年;因纳税人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少缴税款的,追征期为三年,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延长至五年;偷税、抗税、骗税的,不受追征期限制。《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三条进一步规定,追征期自纳税人应缴未缴或者少缴税款之日起计算。但现行法律并未明确税务机关“发现少缴税款之日”的判定标准,而该时点直接关乎税务机关是否在追征期限届满前行使追征权,实践中容易引发税企争议。本文拟结合一起案例,对如何判定“发现少缴税款之日”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案例引入

(一)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一家建筑工程企业,在某地承建某道路施工建设项目,通过招标方式采购建筑劳务服务。在评标过程中,甲公司全面查阅并核对了各投标单位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文件,确认投标单位具备施工劳务资质、建筑施工资质。经评标专家小组评标,乙公司中标。乙公司中标后,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合同》。根据项目完工后的工程结算情况,2020年,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建筑劳务价款1000万元,并取得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6年3月2日,甲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收到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发送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该通知单载明乙公司开具的发票属于虚开发票。2026年6月10日,甲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向甲公司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开始对甲公司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近期,甲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告知甲公司,其取得的案涉发票属于虚开发票,本案不存在资金回流,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甲公司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故不定性为偷税,但案涉虚开发票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拟追缴其少缴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二)甲企业观点

甲公司提出异议,认为企业所得税实行汇算清缴,本案企业所得税缴纳期限的最后一日为2021年5月31日,企业所得税追征期的起算点为2021年6月1日,追征期届满之日为2026年6月1日,税务机关直至2026年6月10日才对其进行检查,因此本案企业所得税已超过税款追征期。

(三)税务机关观点

税务机关则认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提请明确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二年未被发现”认定问题的函的研究意见》(法工委复字〔2004〕27号),“《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的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主体是处罚机关或有权处罚的机关,公安、检察、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是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机关,对律师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现都应该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述任何一个机关对律师违法违纪行为只要启动调查、取证和立案程序,均可视为‘发现’”。据此,其于2026年3月2日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该日即已发现甲公司少缴税款,因此案涉企业所得税未超过追征期。

二、观点分歧:“发现少缴税款之日”的判定标准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应当以哪一时间点作为“发现少缴税款之日”,据以判定追征期是否届满。甲企业认为,应以税务机关对甲公司启动检查之日为“发现”之日,此时追征期已届满;税务机关则认为以收到上游税务机关发送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之日为“发现”之日,追征期尚未届满。围绕这一分歧,税收执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观点,具体来说:

(一)观点一:以税务机关知悉、收到线索之日作为判定标准

此观点认为,税务机关通过协查、举报、情报交换等途径实际知悉纳税人可能存在少缴税款之日,即构成“发现”。实践中表现为税务机关收到举报之日,收到本单位风控管理等部门移送的案源之日,或收到其他税务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公检法等部门移送的线索之日。本案税务机关即持此观点,将收到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移送协查线索之日,认定为发现甲公司少缴税款之日。

相较于其他观点,此观点能够将追征期的截止时点尽可能前移,最大程度保障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但“知悉线索”“收到线索”与“发现少缴税款”并非同一概念。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为例,该通知单是开票方税务机关发送给受票方税务机关的内部协查文书,开票方税务机关需要受票方税务机关协助调查,但其本身并未对受票方的涉税行为作出任何定性结论。受票方税务机关收到该通知单时,尚未对受票方的涉税情况开展调查核实,受票方是否存在税收违法行为、是否少缴税款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涉税事实尚未核查确认、违法性质尚未界定的时点,即认定税务机关已“发现”受票方少缴税款,明显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也与当前《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倡导的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理念相悖。

(二)观点二:以税务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作为判定标准

此观点认为,应以税务机关经检查后作出并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作为“发现”之日。其理由在于该时点以税务机关对税收违法事实的最终认定为基础,时点明确、结论确定,不易引发纳税人争议。但从国家税收债权和税收执法的角度看,该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立案程序启动后,如纳税人故意拖延配合检查,或者税务机关需要历经调取银行账户、调取账簿凭证等复杂检查环节,检查时间较长,容易导致税务机关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税款已超过追征期,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增加税务机关执法风险。

(三)观点三:以税务检查程序启动之日作为判定标准

此观点认为,应以税务机关对税收违法问题正式启动检查程序之日作为判定标准。该时点是税务机关启动稽查程序并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最早书面时点。以《税务检查通知书》为例,向纳税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系税务机关对特定纳税人启动检查程序的正式书面行为,送达时间有签收记录、送达回证等书面凭证予以固定,时点明确、易于举证,可避免以内部立案审批或税务机关主观认知作为标准时,因缺乏对外书面凭证而难以证明“发现”时点、进而引发争议的问题。笔者赞同此种观点,以此日为“发现”之日,有利于清晰划定追征期限边界,在保障国家税收债权与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之间实现平衡。而且从司法实践看,在清远市伟华实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再审行政裁定一案中,最高法认定清远市地税局向伟华公司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时间为违法行为的发现日,对该问题的认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本案税务机关援引法工委复字〔2004〕27号于法无据

从规范对象来看,法工委复字〔2004〕27号规范的是行政处罚时效的问题。税款追征期与行政处罚时效在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上均不相同。前者指向国家税收债权,解决税务机关是否有权追缴税款的问题;后者指向行政惩戒权,解决是否可以对违法行为课予处罚的问题。将行政处罚时效的“发现”标准直接作为税款追征期“发现”的认定标准,属于规范对象的错配。

从适用的前提来看,法工委复字〔2004〕27号所称的“发现”,以针对该行为人本身的违法违纪行为启动调查、取证、立案程序为适用前提。本案中,2026年3月2日仅发生上游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向下游甲公司主管税务机关移送内部协查文书的行为。甲公司并非乙公司稽查案件的当事人,甲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收到该协查文书时,尚未针对甲公司启动任何调查、取证或立案程序。将收到针对第三方主体的协查文书,等同于对本案纳税人涉税违法行为的“发现”,已然超出该复函的涵摄范围。

从文件的效力范围来看,法工委复字〔2004〕27号属于个别性答复,仅针对律师违法违纪的行政处罚时效这一特定事项作出阐释,其效力范围具有封闭性,并非可普遍适用于全部行政法领域的一般性解释,更不能直接作为税款追征期“发现”时点的认定依据。税务机关逾越该复函固有的规范范围进行援引,构成对该复函的不当扩张适用。

四、结语

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看,涉票类案件中,受票方为采购业务已付出真实成本,却因上游虚开而面临进项转出的困境;在难以取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四条所要求资料的情况下,还需作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此外,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也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一项真实的采购业务却要承担双重成本,对受票方而言本就难言公平。然而,实体负担已然沉重,程序上就追征期“发现少缴税款之日”的判定而言,将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这一内部文书、线索文书、待确定文书作为“发现少缴税款之日”,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纳税人对追征期届满的合理预期落空,损害其合法权益,与国家税收法治的要求相悖。另一方面,对于纳税人而言,发生此类涉税争议时,也建议借助专业税务律师的力量,与税务机关就法律适用充分沟通,以降低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