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案解析:合伙企业核定征收股权转让个税免于查账补税的两个抗辩理由
某合伙企业成立于2018年,合伙人由一名GP及若干自然人LP组成。2018年6月,合伙企业募集资金5000万元,投资取得目标企业30%股权。2019年初,合伙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定征收,并取得核准通知书。2019年12月,合伙企业将所持30%股权全部对外转让,实现收入1.2亿元。2020年1月,合伙企业按核定征收方式完成代缴LP个人所得税,合计约830万元,其后办理注销登记。
2025年3月,主管税务机关向各LP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按查账征收方式重新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人对此提出异议,核心疑问在于:核定征收资格系税务机关核准,税款已按核准方式缴纳,合伙企业亦已注销,事后再行调整征收方式并要求补税,其法律依据是否充分。
该问题不宜作简单的是非判断,而应分三个层次展开:其一,41号公告对2022年之前的纳税事项是否具有溯及力;其二,核定征收经税务机关核准的情形下,由此产生的少缴税款,责任应归何方;其三,税款追征期及滞纳金规则应如何适用。
02 41号公告不溯及既往,施行前的核定征收事项不因新规自动失效
2021年12月3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2021年第41号),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告同时要求,施行前已持有权益性投资的独资合伙企业,应于2022年1月30日前向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情况;税务机关接报后,调整其征收方式为查账征收。
该公告明确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规范的是施行之后的征收方式,并未规定对2021年及以前年度已按核定征收完成申报的纳税事项进行追溯调整。由此可见,41号公告的法律效果在于“向后调整”,而非“回溯否定”。引入案例中的合伙企业2019年转让股权、2020年1月按核定征收完成申报,属于公告施行前的纳税事项。税务机关以41号公告为依据,要求对2019年度征收方式作追溯调整,在法律适用上缺乏依据。从旧兼从轻系税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新规不能用以否定旧规下已完成的合法纳税行为。
需予区分的是,若当初核定征收的取得存在骗取、虚假报送等违法情形,则属另一层面的问题。但核定征收系纳税人经正当程序申请、税务机关审查后核准的,该核定行为在当时即属有效的行政行为。41号公告所改变的,应当是未来的征收方式,而非对既往核准行为效力的否定。
03 征收方式调整所致少缴税款,责任归属于税务机关
退一步而言,即便税务机关认为原核定征收不符合特定口径、应按查账征收重新计算,由此产生的少缴税款,其成因亦非纳税人隐瞒收入、伪造账簿或虚假申报。
引入案例事实为:合伙企业取得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核定征收核准通知书,按核定方式申报,按核定数额缴税,完税凭证齐全,其后注销。纳税人系在税务机关核准的框架内履行纳税义务。若事后认为该框架适用有误,则属税务机关对征收方式认定的变化,而非纳税人实施逃税或偷税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行申5121号(清远市伟华实业有限公司案)中,对类似情形已有明确表态。该案中,税务机关征收环节认可纳税人按“整体收入减整体成本”方式申报土地增值税,稽查环节则认为应按每间商铺分别计算,要求补税并加收滞纳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纳税人的申报行为及结论系税务机关征收部门经征管程序确认,稽查环节对征收环节确认结果提出不同意见,“属于税务机关征收环节与稽查环节的税务处理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能据此认定纳税人虚假申报或偷税,最终认定适用三年追征期条款,撤销了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
该裁判逻辑对本案具有直接参照意义。核定征收资格由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据此申报纳税;事后税务机关改变对征收方式的判断,属于自身执法口径的调整。将此种调整产生的不利后果完全转由纳税人承担,既不符合过错责任的基本法理,亦与信赖保护原则相悖。纳税人基于对行政机关核准行为的合理信赖安排交易、履行纳税义务,该信赖应受保护。
04 追征期适用:税务机关责任三年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本案情形落入该规范射程。纳税人未伪造账簿、未隐匿收入、未进行虚假申报。少缴(如确实存在)的成因,在于税务机关核准了核定征收方式,事后又认为该方式不应适用。征收方式的核准与调整,属于税务机关适用法律与执法判断的范畴,将该情形归入“税务机关责任”,在规范逻辑上具有自洽性。
追征期自应缴未缴或少缴税款之日起算。本案2019年完成股转,2020年1月完成申报缴纳,2020年3月31日为相关申报缴纳期限的合理届满时点,2020年4月1日为税款追征期的起算日,三年追征期至2023年3月31日届满。税务机关2025年3月方发出通知,已超过三年。超过追征期,税款本身即不再追征,滞纳金更无从谈起。
需留意一种可能的反驳:税务机关或主张本案应适用偷税的无限期追征。但如前所述,纳税人系依据税务机关核准的核定征收方式申报纳税,不存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所要求的主观故意与法定手段。伟华案已明确,征收环节与稽查环节对计税方式的不同意见,不能等同于纳税人的虚假申报或偷税。在缺乏偷税构成要件事实的情况下,不宜以“涉嫌偷税”为由绕开追征期限制。
05 实务应对:两大抗辩理由的定位与展开
引入案例的核心抗辩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为41号公告的溯及力问题,其二为税款追征期问题。二者在案件处理中的功能不同,但相互支撑。溯及力抗辩解决的是“征收方式能否被回溯调整”这一实体前提:若41号公告不能溯及适用于2022年之前的纳税事项,则税务机关要求改按查账征收重新申报的基础即不成立,后续补税主张自无附着之处。追征期抗辩解决的则是“即便调整成立,税款还能否追征”这一程序边界:退一步讲,即便税务机关认为原核定征收应予调整,因该少缴系由税务机关核准行为所致,应归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所称“税务机关责任”,受三年追征期约束;超过追征期,税款即不再追征。两项抗辩一实体一程序,前者从根本上否定调整依据,后者在调整主张成立时阻断追征效果,宜在实务中并列主张、分层推进。
合伙企业核定征收的历史事项调整,折射出权益性投资领域税收监管口径的持续收紧。对于曾以核定征收方式完成股权转让申报的合伙企业及自然人合伙人而言,政策更迭带来的回溯性争议并非孤例。面对税务核查、检查或风险预警,应及时引入专业税务律师,围绕政策溯及力、责任归属、追征期适用等核心争点,积极行使陈述申辩权利有效实施抗辩,推动争议尽早妥善化解。专业力量介入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个案,更在于将历史事项的合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避免程序被动演变为实体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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