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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最全面梳理

编者按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用当期销项税额抵减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当期应纳税额。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纳税人支付的所有进项税额都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增值税“链条”上,销项和进项应当存在着对应关系,一旦抵扣“链条”中断,一般纳税人支付的进项税额也就不能从纳税人的销项税额中抵扣。本期文章将为大家梳理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要点知识,以期对读者有所助益。

一、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一般概念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进项税额是纳税人在抵扣前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其有三个方面的意义:(1)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必须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产生进项税额的行为必须是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3)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支付给销货方、应税劳务和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提供方,或者购买方自己负担的增值税税额。

二、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情形

增值税的计算方法是用当期销项税额抵减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当期应纳税额。因此清晰掌握哪些进项税额准予抵扣,哪些不准予抵扣成为正确计算应纳税额的关键因素。在准予抵扣的情形中,主要分为凭票抵扣税额和计算抵扣税额,凭票抵扣又分为当期抵扣和分期抵扣,计算抵扣主要是针对收购农产品而言。

(一)一般情形下——凭票抵扣

购进方的进项税额一般由销售方的销项税额对应构成。故进项税额在正常情况下是:

(1)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2)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3)购进农产品,全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可以按照注明的增值税额进行抵扣。未全部取得的,采取《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进行抵扣。

(4)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自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提示: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需要当月进行认证或勾选,认证相符或确认勾选的,应在次月申报期进行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需要进行“先比对后抵扣”,稽核比对结果为相符的,应于稽核比对相符的当月申报期内进行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

随着“营改增”全面开展,目前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税凭证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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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情形之一——计算抵扣

(1)计算抵扣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

购进方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凭证,但可以自行计算进项税额抵扣的情形——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2017年4月28日,财税〔2017〕37号公布《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并对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扣除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根据文件内容显示,自2017年7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一部分按11%抵扣、部分可按13%抵扣,有些不得抵扣,具体情形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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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特殊情况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除此之外为一般情况。

(三)特殊情形之二——按比例分次抵扣进项税

(1)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试点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2016年5月1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40%。

①抵扣时间。60%的部分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40%的部分为待抵扣进项税额,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月起第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②融资租入的不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额不适用分2年抵扣的规定。

(2)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后购进货物和设计服务、建筑服务,用于新建不动产,或者用于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并增加不动产原值超过50%的,其进项税额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改变用途,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已抵扣进项税额+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不动产净值率=(不动产净值÷不动产原值)×100%

(4)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发生用途改变,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按照下列公式在改变用途的次月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

三、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原理

纳税人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业务不该抵。税收法规和规章对纳税人的一些业务活动或经营行为作出了不得抵扣进项税的规定;(2)凭证不合规。取得的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3)资格不具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按照销项税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的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①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②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而未办理的。

根据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一般原理,对增值税不可抵扣进项税额规则可以有以下三种理解:

(1)购进货物、接受应税劳务及发生应税行为之后,增值税“链条”中断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如用于免税项目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和应税行为、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和应税行为、用于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和应税行为等,增值税“链条”中断,不可能再有销售环节的销项税额出现。

(2)采用简易征税方法计算增值税,适用了低于正常税率的征收率,该征收率是结合增值税多档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和应税行为的税收负担水平而设计的,其税收负担与一般纳税人的基本一致,因此不能再抵扣进项税额。

(3)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规定的,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这是增值税以票管税的要求体现。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增值税不可抵扣进项税的具体情形有很多,但是根据以上增值税的扣税原理进行判断就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本文对与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具体情形就不再一一列举。

小结:

增值税应纳税额由当期销项税额抵减进项税额计算而来,关于税额的计算相对于其他税种来说较为复杂。特别是“营改增”之后,增值税涉及到的征税范围扩大,税率也因具体征税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还涉及到征收率、扣除率等问题。根据增值税计税原理,如何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哪些进项税额可扣哪些不可扣等,都是企业财会人员以及税务人员应当掌握的知识要点。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华税掌门人的创业故事 |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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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汤森路透旗下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ALB)将“2017年度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Tax Law Firm of the Year)”大奖颁给了刘天永的华税。这是时隔六年,华税第二次获此奖项。殊荣之下,刘天永的日程繁忙如常,从约见客户到参加立法论证会议,从会见合伙人到主持业务分析会,税法是他一天生活的主旋律。

这样的工作方式刘天永持续了10余年。他自己总结:“我只做了税法这一件事,要做到最好。”

 

勇闯涉税法律服务市场 

 

十四年前,刘天永在山东老家有稳定的工作,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律师资格证这三本颇具含金量的证书,是亲朋好友口中值得羡慕的对象。2003年来到北京之后,刘天永一度收入锐减,没有资源,“压力山大”。

从安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这是刘天永创业之路的开始。虽然身边的亲人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但他还是想选择一种新的人生。刘天永曾经问自己:“我想做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后来,他找到了答案。在他的意识里,律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永远在面临一些未知的事情,需要不断地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他喜欢这种挑战。

而选择做一名税务律师,则成为刘天永职业生涯中最幸运的事情。

2004年,刘天永捞到了他税务律师生涯的“第一桶金”:一件涉税案子让他收获了几百万的收入。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宗涉税案件:一家知名企业集团由于账务处理不规范,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偷逃税,面临巨额的行政处罚风险。刘天永充分发挥财务、法律两方面的专业优势,从税法角度,代理企业向税务机关澄清了事实。最终客户不仅无需补缴税款,也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免于刑事责任,也无须补交税款。

“那时候一下子就有冲劲了。”刘天永在北京的这个开头,充满了励志的色彩。

 

“没有老大的领域”

 

“第一桶金”的成功让刘天永愈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财税方面的优势,因此,他的业务此后就主要在财税方面。与此同时,刘天永发现涉税案件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法律服务市场,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业务领域呢?

潜力不等于现实。

2000年初的时候,税务律师业务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律师在做税法业务,更没有律师把自己的业务完全定位于涉税法律服务。国内知名的综合律师事务所也很少有这方面业务,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参考。“这个行业没有老大。”刘天永如是判断:“税务这个行业专业度高、门槛高,所以显得比较封闭。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税务争议很少,一年全国的案件也就几百件。”

一边是只要进入行业就是老大的机遇,一边是拓荒新领域的挑战,国内的法律环境是否具备了?专业的税务律师能不能有市场?无数个问号摆在眼前。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刘天永了解到在欧美发达国家,律师是税法服务最重要的专业力量之一。经过结合国内外状况多方面情况研究得出的结论,未来涉税法律服务潜在的市场需求将会极大,刘天永认为涉税业务是国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一片蓝海。这也更坚定了他做税务律师的决心。刘天永决定创办一家专业做涉税案件的律所,先看看税务律师能做些什么,给自己找准定位和市场,然后逐渐去适应这个市场。

2007年,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起步阶段的律所人数不足10人。刘天永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来做律所,因此在专业领域的划分方面,主要分为税务争议解决、税务筹划(特别是跨国的税务筹划)、税务咨询这三大块。

对此,刘天永说:“市场对涉税法律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包括会计师、传统律师等在内都无法很好地满足客户的这种需求。税务与法律相结合是发展的必然。”

华税刚刚成立,2008年春节就遇上了个大案子。大年初二,正在山东老家的刘天永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爆发了一个集团性税案,部分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要跟税务局叫板。企业代表连夜赶到北京寻找律师求助。情况紧急,刘天永遂决定第二天返京,并随后接下了这桩案件,为富源矿业、荣发物资、兴昌精煤、亿源煤矿等7家被罚企业代理。

大年初七,刘天永带着华税的律师团队飞抵重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务局对这些公司的处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证据,证明税务局判定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是没有合理证据支持的。在我国,出现税务争议后,纳税人可以在税务稽查环节依法要求听证,如果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通过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诉讼等途径主张权利。 我们要代理企业向税务机关主张听证!”刘天永说,

然而,搜集证据的过程不算顺利。一些小公司的票据、合同保存不善,刘天永就要到货物码头等现场去查找当时货物交接、过秤的证据。

同时,作为税务律师,刘天永深知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沟通存在很大的问题。不对等的地位,导致许多企业在被“冤枉”的情况下也忍气吞声。企业在与税务局打交道的过程中过于被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税法不够了解,不免“气短”。而税务律师就是要实现和税务机关平等对话。

果然,得知税案引来了京城律师,税务局长主动约见刘天永,希望能够沟通情况。?经过十余天的整理、思考,刘天永对每一家被处罚公司的情况已经了然于胸,一一娓娓道来。“你们很专业!”税务局长听后,不住点头说道。

最终,听证成功,税务局没有对企业进行处罚,相关人员也避免承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刑事风险。案子赢了!

他笑称:“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成了这个行业的老大,也一直在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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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至上的绝对价值

 

对于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律师,刘天永有自己的想法。他将律师分成两种类别,一种是资源型律师,一种是技术型律师。“我属于技术型的,没有什么资源背景,只能靠专业至上,做一名专家型的稀缺律师,这才是我的未来。”

2016年刘天永代理的一起案件彰显了“专业至上”的绝对价值。内蒙古一家煤矿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高达十几个亿。在委托给华税以前,也有律师团代理过这个案子,因为在税法方面专业度有限,诉讼策略不是很成功。

刘天永介绍,这家企业是当地的大型煤矿家族性企业集团公司,被批捕的嫌疑人又多为亲属关系,其中最棘手的指控就是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客户慕名找到华税。刘天永接手后,带领团队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主观故意、危害后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提供了专业的辩护方向和策略。并积极与侦查机关、公诉部门进行了坦诚的沟通。最终,在翔实的证据和专业分析面前,公诉人认可了刘天永的意见,取消了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指控,改为以逃税罪提起公诉。

“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逃税在刑法规定中虽然都构成犯罪,但是刑事责任差别很大,虚开最高是无期徒刑,逃税最高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我们这个案件改成逃税之后,涉嫌逃税的金额也只有几百万,后来当事人也都做了取保候审,所以说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刘天永事后评价这个案件说。

“律师从来就是个手艺活,外行人看觉得没什么,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每个人执业的经历,对客户的服务经验是有差别的。律师这个行业是个需要沉淀的地方,特别是作为税法领域的专业律师,专注和沉淀最为重要,即使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沉淀。”刘天永说。

刘天永的沉淀体现在他对专业领域孜孜不倦的研究过程中。这些年来,他拿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学位(税法方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法),还在中央财经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后;是国家税务总局首批全国税务领军人才中的唯一执业律师。他完成了过百万字的著作、论文以及课题研究。先后在法律出版社、税务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税务律师实务》(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中国税务律师评论》(一卷、二卷、三卷)、《中国税法疑难案例解决实务》(第一版、第二版)等10余部税法实务专著。

“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税务律师,还是一位资深的税法专家。”同事们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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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减免8个亿的税款 

 

税务律师在国内之所以不算多,与税务圈的封闭性有关。如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占据了税务咨询、筹划的绝大部分高端市场。华税缘何能够探索出这个领域的专业化道路呢?在刘天永看来,税务律师的“税务+法律”专业背景更具有优势。伴随着经济发展步伐,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一些税务争议便产生了。因此在涉税争议领域,律师对税法的理解和认知水平的优势还是得天独厚的。

2016年,刘天永代理了某五百强公司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复议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是典型的商业模式引起的案件”。

此案件中,企业已经开展过长达一年多的与税局的沟通和谈判,但结果不甚理想。企业最终还是收到了罚单:主管税务机关要求企业缴纳税款和滞纳金近8亿元。案件进入法律程序解决阶段,企业找到了刘天永。华税介入后,代理企业向国家税务总局提起行政复议程序。

刘天永带领团队用了三个月去整理各种材料,仅复议申请书一项就有1万多字,加上证据,整个申请复议法律文书有1000多页。由于华税律师团队的介入,及大量卓有成效的专业分析和调查取证工作,最终税务机关采纳了刘天永的观点,在国家税务总局的主持下企业与主管税务机关达成和解。2017年元旦前后,主管税务机关把钱全部退给了企业。“相当于近8个亿,我们帮企业救回来了。”

“双方在行政复议中进行调解结案,也是一个非常高效和重要的涉税争议解决方式。特别是在国家税法规定不明确的领域,针对一些新型的交易和商业模式,企业适用税法和税务机关执法均有比较大的涉税法律风险。”刘天永认为,这个案件的成功之处在于给模糊地带的税务纠纷提供了多元途径,是一个“调解解决税务争议的成功样本”。

更令刘天永和他的团队感到欣慰的是,在与这家五百强公司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客户对税务律师的作用和服务风格非常认可。在案子结束之后,企业也特别邀请他们给法务部专门增加了一个税法的培训。“类似于这种案子我们也在做更多的拓展,希望能够正确地引领企业在处理税务问题方面可以做到合理合法。”

 

坚持只做税法一件事 

 

在光鲜亮丽的背面,也有创业者的痛。

在华税成立的前三年,坚持只做税法一个业务领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做IPO、改制等一些“高端业务”非常具有吸引力,放弃这些颇具“钱景”的业务,部分合伙人表达了不同意见,有的人甚至因此离开了华税。

然而,不断的探索让刘天永更加坚定了自己只做税法的信念。在他看来,税法专业服务具有稀缺性和无限的市场需求,他希望做得比较纯粹,即使十个客户中只能谈成一个客户,即使开发客户的效率会比较低,但是他始终相信,专业所的专业力量,是更仰赖于律师的专业度和律所的口碑的。“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才是最大的竞争力,要让客户遇到涉税法律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华税。”

“目前几乎国内所有的重大税务案件,都会跟华税有一轮谈判,一般大案、要案如果涉税都会找到我们,做到这点我们还是引以为豪的。”刘天永欣慰地说。一些重大的外资公司、民营企业跟税务局的重大纠纷,当地律师不够专业,知名度也不够高,在处理案子的时候与税务局沟通得不理想,所以税法业务还一直是个稀缺市场,未来这个市场是巨大的。

十年来,在刘天永带领下,华税为包括壳牌、丰田中国、三菱商事、中航工业、中船重工、国机集团、巴西航空、东方园林、中牧股份等在内的国内外中、大型企业提供了税务咨询、税务筹划、税法顾问和税务争议解决等涉税法律服务,先后代理过1000多件因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出口退税、预提所得税等产生的税企纠纷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在他的主导下,2015年华税开启“跨界合作”之先河,与全国主要省市10余家优质税务师事务所横向联合,律所与税务所业务互补,在品牌、市场、社会资源等方面实现共享,达成共赢。根据2016年中税协通告,华税税务律师事务所营收规模已经位居全国第7名。

此外,刘天永多次作为专家代表应邀参加了全国人大、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机关的税收立法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律协《律师从事税法服务业务操作指引》。华税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业内的认可,自2009年开始,连续9年荣登知名法律评级机构Chambers、ALB“年度中国最佳税务领域律师事务所”提名榜单,并多次荣获Chambers、ALB“年度最佳中国税务律师事务所”大奖。

可以说华税成长的十年时间,是刘天永在税法领域实现自身价值的十年。这十年,完成华税的创业和资本积累只是刘天永创业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是他成功将税法业务带入了律师行业和税务行业,让业界开始认识税务律师,了解税法行业。让整个行业知道,华税做的事情,是维护税法的公平正义、维护税法的判决、弥补税法的漏洞。这才是对刘天永来说最有意义的事!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税务局认定虚开:举证难,难于上青天

 

编者按: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行政执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事实上,税务局在认定虚开案件中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不容易。本文分享一则税务机关认定企业构成虚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证据不足败诉案。

 

一、案情介绍

甲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注册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围系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室内装饰工程设计、影视策划等文化娱乐服务产业。

2015年1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国税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决定对甲公司涉嫌税收违法事项立案检查。2015年1月21日,稽查局向甲公司作出了《税务检查通知书》。2015年6月15日,稽查局向甲公司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5年6月17日,甲公司提出听证申请。2015年7月2日,稽查局举行了听证会。

2015年11月27日,北京市通州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国税稽罚[2015]35号),认定甲公司在2013年6月至9月经营期间,取得A公司、B公司、C公司为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金额共计185万余元,税额共计31万余元,已于当期申报抵扣,造成少缴增值税31万余元,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和偷税的违法行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甲公司偷税的违法行为处以偷税数额一倍罚款;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对甲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处以罚款5万元。

甲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提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二审法院”)上诉。二审法院以稽查局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及被诉处罚决定。

 

二、本案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稽查局认定甲公司与三家开票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经营关系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稽查局和一审法院均认为稽查局认定甲公司与三家开票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经营关系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和充分的。而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存在不清楚、稽查局提交证据不够充分的问题。

 

三、华税点评

(一)二审法院明确指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满足“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指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在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中,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对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证据的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来规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作了如此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在二审判决中,二审法院首先明确指出了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应当满足的证明标准。二审法院指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行政执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给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三条第一款亦明确税务稽查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税务行政处罚过程中,税务稽查机关应通过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查明案件事实,以确保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在本案中,因甲公司偷税的违法行为系基于虚开发票,故稽查局应就甲公司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争议事实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二)稽查局认定甲公司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在本案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审理程序中,稽查局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分为两组,分别是程序性证据、认定违法事实类证据,其中稽查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及其证明目的具体如下:

(1)A公司为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甲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甲公司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十七份,证明甲公司虽然取得的是A公司开具的发票,但却以公账开列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其他个人支付发票所载款项,未向A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

(2)B公司为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十一张、甲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甲公司银行转账流水单据,证明甲公司虽然取得的是B公司开具的发票,但却以公账转账方式向其他个人支付发票所载款项,未向B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

(3)C公司为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七张、甲公司对应的记账凭证、甲公司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两份,证明甲公司虽然取得的是C公司开具的发票,但却以公账开列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其他个人支付发票所载款项,未向C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

(4)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库存商品明细账,证明甲公司将涉案的二十张发票所记载的经营支出已结转经营成本;

(5)认证结果清单、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记账凭证及缴税汇款凭证,证明:1甲公司造成了少缴税款的违法后果;2甲公司负责人在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短时间内便把所涉增值税进项税款的金额进行转出处理,表明其确认自身却有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

(6)稽查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证明甲公司与三家开票单位没有业务关系,众创公司具有让他人虚开发票的行为;

(7)公安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三份,证明甲公司自认有向第三方支付开票费并让他人虚开发票行为。

可以看到,稽查局所提交的该组证据主要存在两个缺陷:

1、稽查局明显缺乏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关键性证据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核心事实系开具、收受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相符或不存在真实经营行为。在本案中,稽查局认定甲公司虚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核心证据系甲公司负责人的笔录以及甲公司未向三家开票公司以公对公形式支付款项的事实。然而,稽查局所依赖的上列证据明显不足以认定甲公司存在虚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在本案的处罚听证程序中,甲公司就款项支付问题已作出了说明,由于发票所涉项目在外地,因此在采购环节采取现场现金结算的支付方式。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拟作出的处罚决定提出申辩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并调查核实情况。因此,在本案中,稽查局所缺乏的关键证据主要包括:

(1)甲公司与三家开票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经营关系的事实性证据;

(2)三家开票公司有关负责人员、业务人员对交易情况的说明或询问;

(3)收取甲公司现金款项的诸多个人对交易情况的说明或询问。

2、稽查局所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不足

稽查局以甲公司与三家开票公司之间没有公对公转账交易关系的事实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关联性明显不足。甲公司尽管未直接向开票公司支付款项,但将款项支付给了个人,该个人可能存在系开票公司员工、具有收款授权的个人,当个人代表开票公司收受款项时,便无法得出甲公司与开票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的结论。因此稽查局的这一主要证明方法存在严重的关联性不足的缺陷。

综上可以看到,稽查局在尚未对本案有关交易事实进行充分调查取证、对有关交易各方进行充分调查询问的基础上便认定甲公司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实施处罚,导致出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稽查局应当承担败诉后果。

 

小结

税务机关不能仅以公对公银行转账这一种情形认定发票与资金流保持一致,而应当充分考虑和尊重交易双方的资金结算方式安排,从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实际履行情况角度出发判断资金流的问题。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证据确凿、充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证明标准。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2017,中国私人财富“透明化”时代正加速到来

 

编者按:5月23日,国家改革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第35次会议通过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强调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集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全机制。本期,华税律师为您解读中国私人财富管理面临的税收环境。

 

 

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曾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 这句话对于每个美国人,从普通大众到美国总统,都有切身的体会。

 

    一、中国个税总量仅为美国9%

 

据美国财政部最新财政报告显示,美国2017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现在的财政年度是10月1日至次年的9月30日)的前7个月,美国财政部总计税收达到了1.929万亿美元,较去年相比上涨了14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个人所得税总计达到了9450亿美元,而美国企业的所得税仅仅只有16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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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表明,美国前0.1%的富人平均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量的20%以上。美国前1%的富人平均个人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他们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到个人所得税税收总量的43.6%。美国前20%富人上交的个人所得税数量大占到美国个人所得税总量的69%。

相比较在中国,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6年我国税收收入130354亿元,同比增长4.3%,个税收入10089亿元,占比7.7%,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比例已经是个税加速增长近几年后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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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虑所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单单依据上述信息,可以估算出中美目前单月的个税收入绝对值,中国840亿,美国9288亿(单位:人民币,当前汇率:1:6.88)。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工薪所得征缴力度大,而对资本财产类所得征缴力度不足,使得工薪所得的课税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较大,2014年数据显示比例高达65%。

 

还必须披露的一个数据是,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大中华区十亿美元富豪共有568人,比美国的这类富豪多33人,其中内地、香港和台湾分别为470人、60人和34人。

 

  •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税收来自于立法,税收立法对税制、税率的设置不同,自然会导致是两国税收的差异。

然而,根据福布斯2009年的税负痛苦排行榜(2009年至今,中美基本税制、税率设置变大不大),中国名列第二,就个人所得税方面中国是45分,美国(纽约)为45.5,因此,可以认为,中美个人所得税名义税率旗鼓相当。

3

那么,实际原因可能来自于中美对税收的不同管理思路和方式。

在中国,发票是税收征管、监控的主要抓手,针对虚开发票,尤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制度,但是每年各地爆发的发票案件仍然层出不穷。

在美国,没有增值税,更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发票,税收监管主要是通过纳税人全方位的严密监控(特别是金融账户),加上严厉的执法。所以,在美国纳税人的财富透明度是很高的(比如今年年初的英达事件)。

而中国一直以来是对自然人(特别是富人)交易及纳税信息是缺少行之有效的方式的,加之,文化上,中国人奉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些古言古训。

知名财富研究机构胡润富豪榜创始人胡润也曾坦言,中国没被挖掘的“隐形富豪”还相当多,数量可能要超过已公开的富豪。“隐形富豪”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低调,不愿意曝光;另一类则是“吸血鬼”型富豪,害怕阳光,因为随之曝光的还有来路不正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可以说,中国严重滞后的个人财产登记、交易信息监控、征信体系等制度是造成中国个人税收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相距甚远的最重要原因。

    三、2016年,中国在行动

 

然而,这一切可能要伴随中国政府2016年以来的种种措施,逐步宣告终结,中国私人富豪“透明化”时代正悄然来临。

 

从2016年年底至今,国家及各部位可谓密集采取“组合拳”,一张大网正在编织。

 

2017年初,财政部个人所得税处正式挂牌,职责表述: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推动建立适应个税改革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等。

 

2017年5月23日,国家改革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第35次会议通过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

 

参与编织这张“大网”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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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落实个人银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发〔2016〕302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个人银行账户开设新政。个人在银行开立账户,每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户,以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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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发布《关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将于2017年7月1日执行。大额现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由20万元调整为5万元,同时扩大到机构账户交易,5个工作日内以电子方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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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文件的要求,大额交易报告标准为:

一是自然人和非自然人的大额现金交易,境内和跨境的报告标准均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

二是非自然人银行账户的大额转账交易,境内和跨境的报告标准均为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

三是自然人银行账户的大额转账交易,境内的报告标准为人民币50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跨境的报告标准为人民币20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

 

对于境外金融账户这一监管空白地带。2017年5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明确将于2017年7月日正式执行。

2018年9月,中国将与全球其他99个国家(地区)进行第一次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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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相关中国个人或机构的海外金融账户信息(持有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账户余额或价值、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将被呈报至中国税务机关。具体交换模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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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7年3月份根据发布的《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税收征收管理法已经被列入今年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5.1.5)第八条,国家将施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

也即,今年最迟明年我国将建立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另外,国家也在快速推进个税改革,本轮个税改革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为大方向,据悉,方案最快将于2017上半年出炉。

 

    四、怎么办?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从政策到严格落实,还有很长的路。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富人财富管理的环境在急剧“恶化”,将不得不面对境内外资产“透明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2017年或许就是这一大幕开启的元年。

怎么办,华税认为,国人的财富管理理念和方式将遵循以下三大趋势发生变化:

趋势一:从“违法”走向“不违法”。

比如,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年度终了后三十日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对于将境内收益隐匿海外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未来,征纳双方信息对称后,开展个人财富管理规划不违法将成为基本原则。

趋势二:从“简单”走向“复杂”。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社会,纳税人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小,往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最好的税务筹划方法。当资产透明化时代到来后,“简单”就意味着“风险”,在大数据时代,财富管理的方式越复杂越可能实现“隐蔽”的目的。

趋势三:从“随意”走向“专业化”。

“随意”是违法成本低的直接产物,因为财务数据造假、虚假纳税申报,引发严重的法律后果,在美国有很多鲜活的案例。未来,在征纳双方信息比较对称的情况下,专业化的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唯一的选择。比如,利用税收优惠、税法实体、程序、税收协定疏漏,同时借助于商业、合同、税法漏洞等,才能达到不交、少交、晚交税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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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企业所得税补缴期限起算时点如何确定?看看法院怎么判

编者按:税款补缴期限是一个很重要的税收时点概念。一般情况下,由于税种本身缴纳的期限相对比较简单,也就比较明确。但是,企业所得税由于存在季度预缴、年度申报、年度汇算清缴等多个申报时点确认税款补缴期限,因此确定起来也就相对复杂。到底是以年度最后一次预缴限期(次年1月15日)确定未缴少缴税款的补缴期限的起算时点,还是以汇算清缴的纳税限期(次年5月31日)为补缴期限的起算时点。本期华税将为读者分享一则确定税款补缴期限起算时点的案例,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案情简介

2006年7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区国税局”)向深圳市科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发出深国税福企核(2006)第10786号《核定征收通知书》,主要内容:同意认定原告企业所得税实行核定征收。执行日期2006年7月1日起;2008年4月11日,区国税务局向甲公司发出深国税福企核(2008)第0270号《取消核定征收通知书》,主要内容:同意认定甲公司申请,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由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执行日期2008年1月1日起。

诉讼中甲公司主张已按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了其2007年度的企业所得税802573.58元,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未否认。甲公司提交的银行委托收款凭证显示,甲公司于2007年4月9日缴纳2007年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3723.84元,于2007年7月16日缴纳2007年第二季度企业所得税531728.07元,于2007年10月18日缴纳2007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144121.22元,于2008年1月15日缴纳2007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123000.45元,全年合计缴纳企业所得税802573.58元。

2011年5月13日,稽查局作出深国税稽处[2011]00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追缴甲公司2007年度少缴的企业所得税7646038.20元。甲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于2011年10月9日撤销了上述税务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2012年1月5日,稽查局作出深国税稽处[2012]W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甲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于2012年5月10日予以维持。甲公司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本案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争议焦点:稽查局要求甲公司补缴税款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

(一)法院观点:甲公司按照核定征收通知分季度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款,最后缴纳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时间是2008年1月15日。稽查局认为企业所得税缴纳分为预缴和汇算清缴,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一律以法定汇算清缴期限或者实际汇算清缴日期为少缴税款的起算日,上诉人认为要求被上诉人补缴税款的起算时间应为法定汇算清缴期限即2008年5月31日没有法律依据。

(二)区稽查局观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甲公司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即甲公司应在2008年5月31日前汇算清缴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因此,其追缴期限应为2008年6月1日起三年内,其于2011年5月13日已作出深国税稽处[2011]00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未超过追缴期限。

三、华税观点

(一)税法设立税款补缴期限的目的

税款补缴期限的制度设计是世界各国税收立法的通行做法,之所以设定税款补缴期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1)有助于实现税法的安定性和税收法律秩序的和平,即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有必要在一个确定的期间内最终得以明确,避免纳税义务长时间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2)促使税务机关及时执法,增进征税效率;(3)确保证据保存和取得的可能,避免因证据的灭失导致纳税义务难以被证明。

(二)税款补缴期限有别于税款追征期限

《税收征收管理法》五十二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

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该条款规定了税款补缴期限,追征税款、滞纳金的期限。在实务中,人们常常将税款补缴期限与税款追征期限混为一谈,但两者在概念上应予以区分,否则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欠税追缴期限有关问题的批复》而言,该批复针对的是追征税款期限的问题,并非补缴税款期限的问题,但是在实务中税务机关也有将该批复适用于补缴税款的情形,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当。该案中稽查局将该批复作为其要求甲公司补缴税款没有超过法定补缴期限的理由,被法院予以否决。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三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补缴和追征税款、滞纳金的期限,自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缴未缴或者少缴税款之日起计算。”该条款也将补缴和追征税款、滞纳金的期限相剥离,因此两者不应予以混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应加以区分,如此才能更准确的适用法律。

(三)税款补缴期限应以年度最后一次预缴限期(次年1月15日)确定未缴少缴税款的补缴期限的起算时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由此可见,企业所得税实行的是“按年计算、分期预缴、汇算清缴”的管理模式。该模式成为了确定补缴税款起算时点问题的来源。到底如何确定起算时点,法律尚无明文规定。

稽查局认为,“甲公司应在2008年5月31日前汇算清缴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因此,其补缴期限应为2008年6月1日起三年内”。就汇算清缴程序而言,其是指纳税人在纳税的年度终了后规定时期内,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企业的所得税的规定,自行计算全年应纳税的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额,根据月度或季度预缴的所得税的数额,确定该年度应补或者应退税额。

法院认为,甲公司按照核定征收通知分季度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款,最后缴纳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时间是2008年1月15日。稽查局认为企业所得税缴纳分为预缴和汇算清缴,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一律以法定汇算清缴期限或者实际汇算清缴日期为少缴税款的起算日,上诉人认为要求被上诉人补缴税款的起算时间应为法定汇算清缴期限即2008年5月31日没有法律依据。

汇算清缴是对企业每年度的所得税进行汇总计算、提供材料以及证据,多退少补的一个过程。在此之前,纳税人已经按照当期发生的纳税义务预缴了企业所得税。从税收中性以及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角度考量,税务机关不宜将补税期限的起算时点延长至汇算清缴终止之日。

 

小结:

由于企业所得税存在季度预缴、年度申报、年度汇算清缴等多个申报时点确认税款补缴期限,因此造成了税款补缴起点确定问题上的争议,到底如何确定税款补缴起算时点,尚无定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能以法院裁判作为裁量标准。因此,有关机关应当对该时点问题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一方面可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税务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另一方面起算时点的确定,可以减少争议的发生,降低相关主体的诉讼成本。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取得违约补偿款是否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实案分析

编者按: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6条的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税务机关常常依据这一条对交易中收取的各种名义“价外费用”征收增值税。然而,究竟在交易中收取的哪些费用可以被认定为“价外费用”并且应当缴纳增值税呢?本文,华税律师以一案例做具体分析。

案情简介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S公司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D公司于2010年4月签署产品供应协议,约定由S公司向D公司供应商品10万件,其中,该商品某零部件由D公司向S公司提供。S公司将零部件组装入商品后向D公司交货。商品货款1,134万元于商品交付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后因D公司迟迟未向S公司提供该零部件,致使S公司无法向D公司交付商品。

2011年1月,S公司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D公司向S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2011年5月12日,龙华区人民法院判令D公司向S公司支付补偿款,补偿款金额=(商品单价-某零部件装配工资-包装工资-运费-利润-税费)*商品数量。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认为,S公司与D公司之间系商品买卖关系,S公司从D公司取得款项便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2013年3月,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向S公司发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因S公司未就法院判决支付款项缴纳增值税,拟对S公司取得的补偿款追缴增值税,并将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及少缴税款金额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下达后,S公司就其是否须补缴税款,并缴纳滞纳金及罚款向华税提出咨询。我们认为,S公司从D公司取得款项并不必然使S公司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S公司取得款项的性质是补偿款,非商品货款,并且事实上S公司未向D公司销售货物,因此S公司无增值税纳税义务,更不应缴纳滞纳金及罚款。

华税观点:

  • S公司从D公司取得款项,并不必然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增值税暂行条例》”)第6条的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分析可知,本条规定仅是对计算应纳税额时,销售额的计算范围的规定。其适用以纳税义务的存在为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在买卖关系中,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款项就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在已有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条件下,纳税义务人也不应对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款项一律计算缴纳增值税。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应当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65号)(“《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价外费用的范围作出了细化,界定了应当计算缴纳增值税的范围。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的认定方式一来错误地理解了《增值税暂行条例》第6条的立法目的及适用范围,二来不适当地扩大了“销售额”的范围。

  • S公司未向D公司销售货物
  1. D公司向S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是补偿款,非商品货款

本案中,D公司向S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该笔款项较之商品货款的区别主要有:

(i) 支付原因不同。D公司违反与S公司之间合同的约定,未向S公司提供零部件,导致S公司无法按照合同的约定向D公司交付商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人民法院判决D公司向S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系因D公司违约,判决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与此不同,交易方支付商品货款系基于交易各方间的合同,是一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ii) 款项构成不同。人民法院判决D公司向S公司支付补偿款的金额为:(商品单价-某零部件装配工资-包装工资-运费-利润-税费)*商品数量。该笔补偿款实际上是截至诉讼当时,S公司为生产商品已经承担的成本和费用,未包含后续生产流程的成本及商品最终销售的利润和税费。与补偿款的构成不同,商品售价=总成本+利润+相关税费。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商品生产创造价值的大部分,即利润和相关税费并未包含在补偿款中,这构成了补偿款与商品售价的重要差别。

  1. S公司未向D公司交付商品的所有权

本案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商品是否已经交付给D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S公司已经将商品交付给D公司,则商品的所有权已转移给D公司;反之,则S公司继续保有商品的所有权。本案中,由于该批商品实际上并未生产完成,S公司未向D公司交付该批商品。该批商品的所有权仍属S公司所有。

  1. S公司未向D公司销售货物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条的规定,《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所称销售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本细则所称有偿,是指从购买方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本案中,S公司虽然取得了D公司支付的补偿款,但由于该笔款项仅具有补偿的性质,不能据此认定为S公司收取补偿款的行为构成《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有偿”。并且,由于S公司并未将商品交付给D公司,不构成《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转让货物所有权”。因此,S公司的行为不构成销售。

  • S公司无需缴纳增值税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可见,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前提是销售货物。依照税收法定原则,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本案中,由于S公司未向D公司销售货物,无增值税纳税义务。若要求S公司缴纳增值税,与《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不符,违反税收法定原则。因此,S公司无需缴纳增值税。

 

小结

实践中,各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往往存在以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个人化的理解作为执法依据的情形。但是,这些理解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得作为判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标准,更不得作为判定纳税人是否应当承担税务行政责任的依据。只有严格遵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坚持税收法定原则,才能正确执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CRS“管理办法”7月1日执行,5大方面影响中国人

编者按:5月19日财政部等六部委终于出台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平台一并上线。该《管理办法》主要解决的了针对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谁来报”、“报谁的”、“怎样收集”和“报什么”这四个问题。本期华税为您解读该办法对中国人带来的核心影响。

 

“谁来报”确定的是《管理办法》下履行义务的主体——主要是金融机构,而“怎样收集”取决于《管理办法》下具体的尽职调查程序,“报谁的”和“报什么”则是金融机构向税务机关、税务机构与其他国家(地区)进行交换的实质内容。换言之,《管理办法》所管理的尽职调查之目的,就是明晰“谁”的身份,以报送“谁”的涉税信息。

一、中国人也可能受到“调查”

中国税务居民和非居民皆可以在金融机构开设、持有账户。CRS意义下只收集和报送非居民(或消极非金融机构的控制人的)涉税信息。税务居民身份有别于国籍,因此中国公民可能是非税收居民,也可能同时具有中国税收居民和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身份。根据我国税法,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中国税收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包括其他组织)。在海外居住的中国华人华侨的身份很可能被确立为非税收居民,但他们又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持有账户,从而面临信息被收集、报送的局面。已经在我国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华侨华人,如果该账户存在境外地址、电话等非居民标识,账户持有人需配合金融机构确认其是否为非居民。对于确认为非居民的华侨华人,金融机构将收集并报送账户信息,由国家税务总局交换给税收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确认为中国税收居民的,相关账户信息将不会收集和交换。同时,如果华人华侨为我国金融机构持有账户的消极非金融机构非居民控制人,也会因为信息被收集报送而受到较大影响。

 

二、“调查”哪些信息

金融机构需要收集和报送的非居民或消极非金融机构的控制人的信息及其账户信息引列于《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对于个人账户,金融机构须报送其姓名、现居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出生地、出生日期。对于机构账户,金融机构须报送机构名称、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机构账户持有人为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还应报送非居民控制人的姓名、现居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出生地、出生日期。同时,金融机构须报送上述账户的账号(或类似信息)、公历年度末单个非居民账户的余额或净值(包括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者年金合同的现金价值或者退保价值)。倘若账户在本年度内注销,余额为零,则金融机构应当注明账户已经注销。

 

三、对开设账户带来什么影响

《管理办法》落地后,自2017年7月1日起在金融机构开立新账户的部分个人和机构需要按照金融机构的要求在开户申请书或额外的声明文件里声明其税收居民身份;如果上述个人和机构前期已经在该金融机构设立了账户,则2017年7月1日后再次开设新账户时,无需声明税收居民身份。而对2017年7月1日之前已经开立的账户,一般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要求账户持有人提供税收居民身份的证明,只有当其根据留存资料无法确认账户持有人税收居民身份之时,才会要求作为账户持有人的个人和机构配合提供材料。中国税务居民只需声明为“中国税务居民”即可,而非居民和消极非金融机构的控制人需要详细填写账户持有人或控制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包括姓名(名称)、现居地址、税收居民国(地区)、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出生地、出生日期等。

《管理办法》并不会产生实质的税收后果,它仅仅是CRS下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我国区域立法的完善,而信息自动交换仅仅是各国(地区)之间加强跨境税源管理的一种手段。交换的信息主要用于各国开展风险评估,并非直接用于征税,税务机关可以针对性地对评估列为高风险的纳税人进行稽查等相应后续管理措施。依法诚信申报纳税的纳税人不会因信息交换而增加税负。

 

四、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大

实际上尽职调查的担子落在了金融机构上,而我国《管理办法》相较于其他国家(地区)的立法,不可谓不严。我国金融机构需要在2017年12月31日前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以办理注册登记。新加坡也要求金融机构进行登记,但很多国家并无此要求。我国要求金融机构于2017年12月31日完成对高净值账户的尽职调查程序;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低净值账户和余额或净值超过25万美金的机构存量账户的尽职调查程序;并要求金融机构在2018年5月31日前完成向国税总局的信息报送。这个时间安排可以保障我国如期在2018年进行首次信息交换,但这比很多也既定在2018年进行首次信息交换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要紧凑得多。一些国家计划在2018年间完成对高净值存量账户的尽职调查,而对低净值存量账户和余额或净值超过25万美金的机构存量账户的尽职调查会延续至2019年完成;更有甚者,加拿大的立法虽然先于我国立法落地,但其计划在2019年完成对高净值账户的尽职调查,而计划直到2020年才完成对低净值存量账户和机构存量账户的尽职调查。我国金融机构应对CRS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国与他国(地区)的合作的诚意与决心可见一斑。

 

五、中国是全球CRS实施的重要一环

虽然《管理办法》主要不用以规制中国税收居民,但是中国税收居民受到已经承诺实施CRS的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规制。已承诺实施CRS的国家(地区)的金融机构都需要识别非居民账户,并向所在地税务当局报送账户相关信息。因此,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在这些国家(地区)开立金融账户时,需要提供税收居民身份信息,包括我国纳税人识别号——居民身份证号码。由于金融机构可能需要核验账户持有人相关证件,中国居民个人在境外开立账户需要带好本人居民身份证。

《管理办法》是CRS推行下立法的必然,它的意义和对社会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法规划制的范围之内。没有《管理办法》,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在经合组织(OECD)中对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主交换的支持、承诺就是一句空言,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12月签署的、联手五十多个国家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协议》就是空中楼阁。虽然《管理办法》本身规制的重点不是中国税务居民,对中国税务居民切身影响不那么大,但是它补全了CRS下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主交换系统中的一块必要拼图,打通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涉税信息流通的脉络,使得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自主进行信息交换切实可行。《管理办法》落地,我国方面在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主交换系统中形成闭环,在我国进行涉税信息收集和报送,以协助其他国家(地区)进行税收征管的同时,这一友好互惠的姿态定会迎来其他国家(地区)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协助与支持,从而实现中国税收居民海外账户及其信息在我国的透明化,提高我国税收征管的效力。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税务人员代开虚假发票侵吞税款,纳税人诉请重开发票胜诉案

 

编者按:

营改增前,从事建筑业的分包方、总包方在收取款项时较为普遍存在向地税机关申请代开发票的情形。彼时有些地区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为纳税人代开《建筑业统一发票》时利用职务之便,为纳税人代开虚假的发票,并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私自侵吞,不仅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而且也为纳税人核算成本和工程结算带来损失。这一问题较难解决的主要原因系税务机关通常会以税款并未实际入库为由拒绝为纳税人重新代开新的发票,究其根本在于代开发票的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在营改增后,这一涉税争议和问题尽管尚不够突出,但现行制度仍未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一则真实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一、案情介绍

甲公司注册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经营范围系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经销水利物资等。

2013年,甲公司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承包了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等项目的施工建设工程,该工程总造价约446万元,经核算甲公司依法影响富裕县地税局缴纳各项税款合计约26万元。2013年12月23日,甲公司按照富裕县地税局友谊所所长(原)曲某的要求,全额缴纳了各项税款约26万元。甲公司缴纳完该税款后,曲某为甲公司开具了完税凭证和建筑业统一发票。

2014年12月,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梅里斯分局在侦查某虚假发票案件时,从甲公司处调取了其2013年度的账簿凭证资料并进行调查。2015年4月9日,梅里斯分局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曲某为甲公司开具的完税凭证和建筑业统一发票均为虚假发票和凭证,所对应的甲公司缴纳的税款并未上缴入库,曲某涉嫌职务侵占国家税款,并在案发后畏罪自杀。

曲某案发后,甲公司多次向富裕县地税局及齐齐哈尔市地税局提出请求重新开具完税凭证和建筑业统一发票,但富裕县地税局一直推脱不予重开完税凭证和发票。由于甲公司无法取得真实的发票,导致其施工的工程款无法结算,工程发包人一直拖欠着巨额工程款,给甲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甲公司遂于2015年4月28日向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富裕县地税局依法履行职责。富裕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经审理后于2015年7月8日作出判决,责令富裕县地税局在法定期限内对甲公司作出相应行政行为。

二、本案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富裕县地税局是否应当向甲公司重新出具完税凭证及代开建筑业统一发票。

甲公司认为,富裕县地税局原友谊所所长曲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开具虚假发票所产生的责任应当由富裕县地税局负担,与甲公司无关;在甲公司已经履行了纳税义务后,富裕县地税局应当依法为甲公司开具真实有效的建筑业统一发票。

富裕县地税局认为,原友谊所所长曲某为甲公司开具虚假发票一事是曲某的私下行为,与富裕县地税局无关,其与甲公司之间在缴纳税款和开受发票的具体事项办理程序违反常理,也违反代开发票的办事流程具体规定。甲公司作为施工企业对于如何申请代开发票的程序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其不按照规定程序申请代开发票而导致其取得假发票的后果应当由甲公司自行承担。

富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富裕县地税局是富裕县负责地税征收工作的税务机关,具有为甲公司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的法定职责。富裕县地税局工作人员为甲公司代开的建筑业统一发票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为假发票后,甲公司向富裕县地税局多次提出重新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的请求,富裕县地税局至今未给甲公司作出任何答复,故甲公司主张富裕县地税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三、华税点评

(一)依纳税人申请代开发票是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经办人身份证明,直接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先征收税款,再开具发票。”据上列规定,各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照纳税人的申请履行审核及代开发票的法定职责。

(二)税务人员在履行代开发票职责中贪污税款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在全面营改增前,从事建筑业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的主要税收政策依据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不动产销售统一发票和新版建筑业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73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4]1024号)。

2016年全面营改增后,建筑业纳税人开始陆续使用增值税发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4月19日颁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3号),废止了国税发[2006]173号文,简要规定了国地税机关为纳税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规定。目前,关于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仍然有效的税收政策文件包括2016年第23号公告、国税函[2004]1024号文、《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4]15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4]1404号)等,但这些税收政策文件大多没有规定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舞弊的责任及处理,只有国税函[2004]1024号文简要提及了这一问题。

国税函[2004]1024号文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税务人员违反规定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代开发票,不征或者少征税款,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税务人员滥用职权,应为申请代开单位和个人代开发票而故意刁难的,调离工作岗位,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可以看到,本条内容规定了三类情形,分别是:

(1)税务人员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代开发票,不征或少征税款。这一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类情形:一类是税务人员与纳税人串通逃税,利用职务之便为纳税人牟取逃税的非法利益,故意违反规定为纳税人代开发票,从而实现让纳税人少缴或不缴税款的后果;另一类是税务人员虽未与纳税人串通逃税,但仍然利用职务之便为自身牟取贪污税款的非法利益,故意违反规定为纳税人代开虚假发票并贪污纳税人缴纳的税款,造成不征或少征税款的后果。在第一类情形中纳税人申请代开发票的行为存在恶意因素,在第二类情形中纳税人申请代开发票的行为存在善意因素。

(2)税务人员违反规定玩忽职守代开发票,不征或少征税款。这一行为主要表现为税务人员虽未与纳税人串通逃税,但不依法审慎履行职权,在应当能够审查出纳税人不具备取得发票的资格而没有审查出来,从而为纳税人代开发票导致纳税人少缴或不缴税款的后果。在这种情形中,纳税人既可能是不知道自身是否符合取得发票资格的“善意”地申请代开发票,也可能是明知自身不符合取得发票资格而故意逃税的“恶意”地申请代开发票。无论纳税人是善意还是恶意,由于税务人员玩忽职守没有避免不征或少征税款后果的发生。

(3)税务人员故意刁难纳税人,在纳税人依法已经符合取得发票资格的情况下仍然不为其代开发票。

(三)本案富裕县地税局应当为甲公司履行代开发票的职责

在本案中,富裕县地税局拒绝为甲公司重新代开发票的主要理由有三点,分别是:(1)曲某为甲公司代开发票的行为属于其自身行为,与地税局无关;(2)甲公司所申请代开发票对应的税款并未上缴入库,而是被曲某贪污,不符合取得发票的条件;(3)甲公司代开发票申请及办理程序违反常理及规定,具有过错。

很明显,国税函[2004]1024号文第六条明确规定了税务人员违反规定徇私舞弊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纳税人所缴税款的不法行为。在纳税人存在善意缴税之因素的情况下,税务人员实施这一行为导致不征或少征税款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税务机关应当充分保障纳税人取得真实发票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富裕县地税局以曲某代开发票的行为系其自身行为不代表地税局为由拒绝为甲公司开具发票的立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撑。

《发票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先征收税款,再开具发票。在本案中,曲某作为原富裕县地税局工作人员代表富裕县地税局对甲公司开展税收征管工作,甲公司依照曲某的要求和方式缴纳税款应当视为税务机关已经完成了税款征收,至于该款项是否已经上缴入库不影响甲公司取得代开的发票。而且,《发票管理办法》第六十条也只是规定了“税务机关先征收税款”作为代开发票的条件,并没有明确规定“税款上缴入库”是代开发票的条件;同时,本案中所涉税款由于被曲某贪污而客观上无法上缴入库,在这一情形中甲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减损其取得发票的合法权益。因此,富裕县地税局的第二点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本案中,富裕县地税局仅提出了甲公司申请代开发票违反程序性规定,但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加以支撑和说明,即无法证明甲公司存在过错,这一理由也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富裕县地税局应当履行为甲公司重新开具发票的法定职责。

 

小结

全面营改增后,建筑业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包括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其自身所面临的潜在涉税风险将会更为显著,同时税务机关也将面临更高的税收执法风险。纳税人在代开发票办理中被税务机关侵害合法权益的,应当积极采取法定救济措施,防范和化解涉税风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刘天永,从拓荒者到领跑者 |《方圆》5月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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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未保证纳税人陈述、申辩权败诉案件总结

编者按:行政程序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扼制行政主体自由裁量随意性的重要手段。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履行告知程序,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权。然而,在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忽视程序重要性、在执法过程中任性用权的情形并不少见,最终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一、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

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曾言“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 只有依靠程序公正, 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行政程序,一般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的方式、步骤、空间、时限。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告知。它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 应当将有关事项告知行政相对人;在作出行政决定后, 应当告知受到该决定不利影响的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向何种机关提出不服审查的请求, 以引发对行政权的事后监督程序。

2、说明理由。它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如果是针对具体的个人或者特定事项时, 应当告知其行政决定的理由, 以便听取他为自己辩护的意见;如果行政决定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或者事项时,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这一决定的依据、政策导向,以便行政机关的决定更具可行性。

3、听取意见。它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有涉他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 与其合法权益有关的公民、法人有权表达意见, 提供证据和行政机关听取意见, 接受证据的一种法律制度。听证被称之为行政程序的核心。没有事中听取意见, 事先告知也就没有意义。

4、回避。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如与所处理的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必须依法回避, 否则其对案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 可能会在司法审查中被法院撤销。回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行政权行使的公正性。

二、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这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最早对行政相对人陈述权的规定,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也规定了这一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与行政法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

1、行政相对人陈述权的人权保障价值。在行政法律制度中设立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其实质就在于允许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以一定的法律形式进行抗辩。这种抗辩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中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权利行使。

2、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的强化行政程序地位的价值。在行政法治中, 行政主体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不管是作为的行为, 还是不作为的行为, 都应当依程序进行, 如果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就构成行政法上的违法。而行政程序已经不单单是行政机关处理行政问题的操作规程, 它还包含了诸多类似于正当程序精神的非常深刻的价值。

3、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体现行政正义的价值。行政权的行使必须与社会正义紧密结合起来是法治发达国家都予以强调的, 而且在其行政法制度建设中尽可能将能够体现正义的价值理念予以肯定, 将一些能够促使正义实现的制度予以确立。

三、税务机关未保证纳税人的陈述、申辩权将败诉

税务机关在执法程序中,未保证纳税人的陈述、申辩权的,将导致败诉后果。华税律师曾发表未保证纳税人陈述、申辩权而败诉的案例有:

1、依据行政处罚听证后补充调取的证据作出处罚决定败诉案

2、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未完全告知违法事实败诉案

3、税务机关同日送达处罚事项告知书及处罚决定书致纳税人无法行使陈述、申辩权利败诉案

4、税务处罚听证未完全质证败诉案

5、税务行政处罚未履行听证程序败诉案

6、税务机关税收强制执行前未履行催告义务败诉案

小结:

程序违法主要表现为方式违法和步骤违法两个方面。其中方式违法是指作出行政行为的方式有缺陷。一是行政行为未按法定方式进行;二是行政行为虽然以法定方式运行,但存在缺陷。步骤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工作人员作出行政行为没有按照法定的步骤进行。表现为法定步骤省略或颠倒,无根据的增加步骤以及不遵守时限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增强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意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