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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新个税法通过,凸显5大亮点

 

今日(31日)下午,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至此,七次大修后的新个税法正式出台!本文重点分析了新个税法的五大亮点,以使读者更清晰的了解本次修法的核心内容!

 

一、“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

新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费用六万元”即个人所得税法综合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也成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将这笔费用按月折算可以得出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免征额为5000元/月。这跟此前工资薪金3500元/月相比有所提高。

这一免征额标准的确定主要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劳动力负担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三大要素测算。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作说明时曾指出,每年6万元的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虽然此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改针对起征点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并且提高的幅度不大,但是考虑到增加了一些专项附加扣除,扩大了低档税率的级距,这次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将给中低收入纳税人带来综合的减税效果。

 

二、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

历经此次修法,综合所得适用的税率跟此前工资薪金税率一致,均是3%~4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是税率级距有所调整。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级距的调整进一步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新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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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新旧税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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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赡养老人支出可税前扣除

三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本次个税改革的重点是从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转变、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和增加专项费用扣除,对纳税人来说均是降税减负的利好举措。根据新个税法的规定,在扣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纳入新个税法,标志着我国个税改革的一次重大进步。

目前,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等尚不明确,最终将由国务院出台新的实施条例来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相较于将“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授权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确定’”,由国务院确定体现了税收法定的要求,符合《立法法》的规定,更好的维护了法律权威。

就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而言,由于新个税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考虑到税收征管技术和实践问题,从实质公平、操作简单出发,将主要采取限额或定额的扣除方法。

 

四、稿酬所得等收入拟增加费用扣除

此次个税改革,拟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决定草案在“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部分明确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拟以收入减除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稿酬所得需要长期的智力投入,在税负上应给予一定的优惠,决定草案规定,针对稿酬所得的收入在减除必要费用的基础上,再减按70%计算。以体现量能课税、净所得征税的原则。

对于全部或部分拥有工资薪金、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而言,将上述四项收入汇总后,扣除基本减除费用和“三险一金”后,再扣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险等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的最终余额是其应纳税所得额。

 

五、新个税法分两步实施

第一阶段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以及专项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并适用新的综合所得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先行适用新的经营所得税率。这意味着所有工薪阶层都能尽早享受到减税红利。

第二阶段是2019年1月1日之后,新个税法全面实施,相较于第一阶段,由于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专项附加扣除,减税幅度将会更大。

 

本次个税法修订是 《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修订,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低档税率的级距等方式,减轻了广大纳税人、尤其是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使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更趋合理,开启了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大转变,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

返还款or购房款?购置回迁房的出让金返还税务如何处理?

 

编者按: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对房地产企业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后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给予一定比例或额度的返还。由于房地产企业取得的土地形态不同,且与政府约定返还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对房地产企业取得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是认定为财政性资金,还是认定为经营性收入,其财务和税务处理不尽相同。结合近期房地产企业的咨询,本文将对土地出让金返还用于建设购买回迁房的税务问题进行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16年10月,A房地产公司通过招拍挂购入土地90亩,土地出让价格为1亿元,A公司已全数支付1亿元。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土地出让金入库后以财政支持的方式给予A公司3000万元,在该项目土地上建设回迁房,回迁房建成后无偿移交给动迁户,回迁房建设土地成本为900万元。目前,对于该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如何进行税务处理,税企双方意见不一。

 

二、用于建设回迁房的返还款的性质

我国关于土地出让的相关法律对出让的土地及土地出让金的收支有明确的规定。《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要求,供应土地应当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应组织开展对储备土地必要的前期开发,为政府供应土地提供必要保障。关于土地出让收入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关于土地出让金的上缴和使用,该文件规定,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包括土地开发支出。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规定,土地开发支出包括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财政部门规定的与前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用等,含因出让土地涉及的需要进行的相关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信、照明和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净地”出让。土地出让前,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由政府负责,纳入储备的土地应进行必要的前期开发,使之具备供应条件。土地出让时,土地出让金为总成交价款,严禁各种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后,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并规定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

 

三、主要税种的税务处理

土地出让金返还用于建设购买回迁房的实质是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回迁房销售给政府,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返还的形式支付给房地产企业销售回迁房的销售款,然后政府无偿把回迁房移交给拆迁户。因此,A公司收到的财政支持3000万元,应认定为预售回迁房应税行为,按照销售不动产进行税务处理。

 

(一)土地增值税的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20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用建造的本项目房地产安置回迁户的,安置用房视同销售处理,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确认收入,同时将此确认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拆迁补偿费。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给回迁户的补差价款,计入拆迁补偿费。回迁户支付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补差价款,应抵减本项目拆迁补偿费。开发企业采取异地安置,异地安置的房屋属于自行开发建造的,房屋价值按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确定,计入本项目的拆迁补偿费。异地安置的房屋属于购入的,以实际支付的购房支出计入拆迁补偿费。实行货币安置拆迁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凭合法有效凭据计入拆迁补偿费。

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若提供安置房给回迁户的,安置房视同销售处理。土地返还款中明确约定用于安置房建设的部分,实质上是政府支付的购买安置房的购房款,应当确认为销售收入,同时确认为拆迁补偿费。实践中,该部分返还款通常远远低于房屋的市场销售价格,因此在进行税务处理时,根据国税函[2010]220号文的相关规定,应按市场销售价格计算征收土地增值税。市场销售价格与返还款的差额部分计入开发成本中的拆迁补偿费。

本案中,A房地产公司收到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3000万元视同销售收入,A房地产公司应将售房收入3000万元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

 

(二)增值税的处理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一般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应在收到预收款时按照3%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应预缴税款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应预缴税款=预收款÷(1+适用税率或征收率)×3%。

A房地产公司收到政府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应作为销售回迁房的预收款,按规定预缴3%的增值税。

应预缴的增值税=3000÷(1+11%)×3%=81(万元)

回迁房项目完工后房产移交给拆迁户时,应确认增值税的纳税义务,扣除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对应的土地价款后的余额计算销售额,按11%的税率计征增值税。已预缴的增值税可以抵减。

增值税销项税额=(3000-900)÷(1+11%)×11%=208.1(万元)

扣除预缴的增值税额=208.1-81=127.1(万元)

 

(三)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根据《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支出包括回迁房建造支出。会计处理上,以实际收到的返还款计入经营收入——商品房销售收入。

支付回迁房建设工程费用时,

借:经营成本——商品房销售成本

贷:银行存款

实际工程支出大于返还的回迁房安置费时,确认为拆迁补偿费;

借: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贷:经营成本——商品房销售成本

小于则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抵减拆迁补偿费,不作账务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的规定,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对此进一步明确,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根据上述规定,政府返还300万的实质是政府采购行为,不属于不征税收入所对应的财政性资金。A房地产公司收到的返还款实际是回迁房的销售款,不属于不征税收入,应全额确认所得税收入。同时,房地产企业将该土地返还款用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支出可以作为成本在所得税前扣除。

 

(四)契税的处理

就契税而言,根据《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134号)规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其契税计税价格为承受人为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全部经济利益。对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契税计税价格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以竞价方式出让的,其契税计税价格,一般应确定为竞价的成交价格,土地出让金、市政建设配套费以及各种补偿费用应包括在内。

(2)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其契税计税价格为成交价格。成交价格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市政建设配套费等承受者应支付的货币、实物、无形资产及其他经济利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契税计税依据的批复》(国税函[2009]603号)也明确: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134号)规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契税计税价格为承受人为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全部经济利益。对通过“招、拍、挂”程序承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按照土地成交总价款计征契税,土地前期开发成本不得扣除。

在实际征管中,房屋安置补偿的计税依据并未明确。基于对拆迁过程中房屋安置补偿部分契税的计税依据在征管上尚未明确的现状,部分地方税务机关以单位面积应支付的拆迁补偿标准及安置费用核定其契税计税依据。而部分省市是以新建房屋的市场价格作为契税的计税依据,各地执行不尽一致。

 

近年来,中央在政策层面严格土地出让金收取,包括扩大招拍挂范围,设定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等。但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其它途径绕过国家规定,以财政返还或是政府奖励等手段变相降低投资成本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变相返还的土地出让金是否需要纳税应根据其不同的性质及业务实质具体判断。因此,房地产企业在涉及土地出让金返还问题时,应重视其中的税务因素,同时规范相应的财政返还或补贴条款,避免条款界定不清带来的涉税争议。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一锤定音|最高人民法院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调整

编者按:2014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答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数额标准规定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处理。但是由于该电话答复并非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也是障碍重重。2018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修正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标准。最高院此次修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背景和影响如何,以及本罪尚有哪些问题仍需修法解决,华税律师拟以本文进行详细分析。

一、最高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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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的沿革

(一)法发[1996]30号

在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法发[1996]30号),对本罪的量刑标准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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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此后并没有作出废止法发[1996]30号的决定,在司法审判实务中,法发[1996]30号一直得以适用和援引。

时过境迁,由于目前煤炭、钢铁、石化等行业不断爆发大规模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虚开数额也越来越大,法发[1996]30号所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数额标准太低,已经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若机械适用《增值税解释》规定的数额标准量刑,将导致类似犯罪之间的量刑明显失衡,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利于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益,直接导致了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罪混乱的刑罚体系。

(二)法研[2014]179号电话答复

2014年,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过程中,对于是否继续依据法发[1996]30号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向最高院进行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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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2014]179号看似已经解决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适用依据问题,但自2014年11月至今,在司法审判实务中,绝大多数的法院仍坚持适用法发[1996]30号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定罪量刑,并非按照法研[2014]179号的指示适用法释[2002]30号司法解释。但是,司法实践中也有参照法研[2014]179号适用的案例,但为数不多。

(三)一锤定音的法[2018]226号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8月27日印发的法[2018]226号在内容上对法研[2014]179号电话答复予以充分认可,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同时,由于该文在性质上属于司法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对法院在审理虚开类案件具有极强的约束性,因而此次调整可谓是一次根本性的调整,彻底解决了法研[2014]179号电话答复效力位阶低的问题。

 

三、法[2018]226号在时间上对哪些案件具有适用效力

我国刑法第十二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法[2018]226号第一条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再参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第一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二条即确定了虚开案件量刑标准参照适用法释[2002]30号。那么,对于再审的虚开案件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参照的量刑标准应当按照法释[2002]30号中的规定予以适用。对于法[2018]226号施行以前,依照法发[1996]30号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另外,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参照2002年《出口退税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时,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适用范围。不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还有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押税款发票案件也可以参照2002年《出口退税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二是参照标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分别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罪“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数额标准执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分别为50万元、250万元。三是判决依据。对于参照适用《出口退税解释》定罪量刑标准办理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在裁判文书中不能将《出口退税解释》作为适用法律依据,而应当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作为法律依据。

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诸多重大疑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此前不仅在定罪量刑方面一直不能统一,而且对于此罪与彼罪、行为犯或是目的犯等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华税办理大量的涉税刑事案件中我们发现,由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罪状过于粗陋,无法准确反映立法者目的,司法机关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性机械的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导致虚开犯罪定性不明,单纯地从“行为犯”角度出发定罪量刑,不考虑本罪所保护的特定法益,也不考察行为人实施虚开行为的主观目的。我们认为,对于行为人未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仅存在发票品名变更的“变名销售”行为,或者国有企业或者从上市公司为虚增业绩的对开、环开行为等类似案件,不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此外,对于虚开数额的认定也是众说纷纭,华税结合办案实际,认为虚开数额的认定应结合实际,对于在不具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案件,由于虚开行为人不存在纳税的义务,认定虚开的数额只以销项或进项中较大的数额计算;认定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也只以销项受票人已经向税务机关实际抵扣的数额计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仅非于此,还有待刑法进一步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的适用情形,避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行”而上“刑”——出口企业难言之忧

编者按:继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就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专项行动进行工作部署后,8月22日四部委再次在北京召开会议,共同部署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可见,打虚打骗仍是国税总局近几年的工作重点。在接受咨询中,我们发现,企业涉嫌骗税被税务机关稽查,案件是否会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追究刑事责任是出口企业尤为关心的话题,本文拟就涉税案件移送的标准及相关注意事项作出探讨,以备出口企业做好应对。

一、案例引入

A公司成立于2010年,系外贸企业,从事电子产品的出口。2017年5月,其主管税务机关S市税务局稽查局对A公司2013年至2016年度出口退税情况进行检查,经查实认定A公司故意取得其上游供应商B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申报出口退税,涉税金额为986052.3元,实际已骗取出口退税款为986052.3元。2018年3月7日,S市税务局稽查局向A公司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了处以骗取税款2.5倍的罚款和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两年。

二、涉税案件移送的法律规定

(一)涉税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相关法律规定

与A企业类似的涉税争议案件中,企业除了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抗辩税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以降低企业的经济损失、非经济损失外,他们也更为关心案件是否会被进一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一旦被认定涉嫌刑事犯罪,则会面临牢狱之灾,这是企业最为担忧和不能承受的后果。涉税案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律规定如下: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主席令第76号)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二十二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规定,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主席令第23号)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十七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157号)第六十条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填制《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经所属税务局局长批准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根据上述规定,同一涉税违法行为又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均享有追诉权与处罚权。税务实践中,涉税争议大多源于税务稽查案件,税务稽查结论往往决定了案件的走向。也就是说,若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需要或可能需要刑事处罚时,税务机关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不得以罚代刑。

  • 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移送和量刑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公通字[2010]23号),第六十条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规定,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0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50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第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一)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二)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三)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税务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就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后果,根据追诉标准,若认定涉嫌骗税,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

(三)涉税案件应该移送而不移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逾期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移送,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拒不改正的,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所列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比照前两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当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税收执法环境下,税务机关纳税评估或经税务稽查,认定涉嫌犯罪,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都会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否则税务机关及相关人员将面临行政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不移送处理的执法风险太高,于出口企业而言,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为避免行政案件走向刑事案件,企业应提供出口交易相关资料与税务机关积极沟通申辩。

三、涉税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衔接

(一)案件移送前税务机关已作出行政处罚的,不停止执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2)《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通知》第六十条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并附送以下资料:(二)《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制件;(四)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情况明细表及凭据复制件。

根据上述规定,税务机关在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税务机关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前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不停止执行,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也就是说,税务机关可在移送前对纳税人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二)案件移送前税务机关未作出行政处罚,移送后不得再行使处罚权

(1)《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8号)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移交案件的全部材料,同时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税务稽查规范(1.0版)>的通知》(税总发[2016]170号)明确:税务局稽查局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机关对当事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立案之后刑事判决之前,税务机关又以同一事实以偷税为由对同一当事人能否作出行政处罚问题的答复》(〔2008〕行他字第1号)明确:税务机关在发现涉嫌犯罪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后,不再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行为罚和申诫罚以外的行政处罚;刑事被告人构成涉税犯罪并被处以人身和财产的刑罚后,税务机关不应再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如当事人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公安机关应将案件退回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可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违法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在案件移送前未作出行政处罚的,原则上不得作出,待司法机关的处理结果作出后,再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行政法中关于罚金吸收罚款的规定也反应出,通过司法程序作出的刑事处罚对行政处罚具有吸收作用。因此,若被告人已经被处以限制人身和财产的刑罚后,税务机关不应再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 出口企业涉嫌骗税移送司法机关的应对
  • 与税局积极沟通,专业对话税局、司法机关

涉税行刑交叉案件确实具有很多争议的点,仔细分析上述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衔接的规定,会发现仍存在诸多不足,也是实务中发生争议较多的领域,例如公安机关先行立案侦查后,商请税务机关协查,此种情况下税务机关是否具有行政处罚权未予以明确等。对出口企业而言,当面临税务机关稽查时,被认定为涉嫌骗税时,建议企业委托专业的税务律师与税局进行专业有效的沟通,从交易事实、法律使用以及程序合法、骗税构成要件角度进行抗辩引导。

税务稽查是涉税争议案件解决的前端,如何利用稽查过程和税务机关进行有效沟通,成为避免产生行刑交叉点的重中之重。若涉税案件一旦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则更需要税务律师的介入,实务中,我们发现由于涉税刑事案件的专业性与复杂性,鲜有具备法律、财税复合背景的专业税务律师可以深入案件交易实质进行无罪辩护,大多数律师从主犯从犯、偶犯、自首等角度进行罪轻辩护,往往难以触及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本质,也就无法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诸如骗取出口退税罪等涉税刑事案件不仅涉及刑法的有关规定,还涉及大量税法、会计等方面的知识,较一般经济犯罪案件更为复杂,用税法专业对话,才能有效维护出口企业合法退税权益。

  • 全面梳理企业税务法律风险点,做好应对

在当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四部委严打虚开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税收违法犯罪行为背景和现有进销连坐税收征管理念下,为避免涉税争议付出过多成本,出口企业应做好内部风险防控制度的设立和执行工作,梳理现有业务税务法律风险点并采用相关补救措施,有效控制出口退(免)税风险,提高税法遵从度,避免因没有遵循税法可能遭受的财务损失、法律制裁。出口企业切记勿碰触税法骗税红线,在供应商的选择上做好准入条件的设置和持续做好生产经营能力的关注和审核,做好过程控制的记录,按照出口退税政策规定做好单证备案管理和交易往来资料的归档,对风险控制活动进行持续监督,加强相关工作人员出口退(免)税知识培训,做好出口退(免)税法律风险管理。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华税承办“第五届中国税务律师、税务师和税法研究生暑期学院(2018)”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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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暑期学院现场

2018年8月21日-8月26日,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培训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联合主办,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华税税务师事务所共同承办,华税学院协办的“第五届中国税务律师、税务师和税法研究生暑期学院(2018)”(以下简称“暑期学院”)在青岛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开班。

本届暑期学院自6月21日接受报名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得到各地律协、税协、律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及律师、税务师、高校法学院系及税法研究生等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至报名截止日,本届暑期学院组委会共计收到包括西藏等在内的近30个省(市)、自治区的620余人申请。按照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综合平衡、生源多样性的原则,最终录取180人,其中:律师85人、税务师75人、税法研究生20人。由于受名额限制,许多优秀报名学员未能录取。

根据党的十九大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部署要求,2020年之前我国将完成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六大税种改革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现行税种条例将全部上升为税收法律。特别是于6月19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我国将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现代个人所得税制度,税收立法步伐进一步提速。并且随着国地税合并的实施,税收征管改革进一步深化推进。G20和OECD等国际多边组织积极推进税收全球治理深度合作,美国税改引发全球新一轮税制改革浪潮,国际税收规则体系迎来全面重塑,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本届暑期学院在课程安排上做到了国内税制改革的前沿问题与国际税收的疑难问题的兼顾,做到了对当下改革的宏观探讨与从个案展开进行微观剖析的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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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开班典礼现场

8月21日上午8:30,本届暑期学院在青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主持,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学兵、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局领导王军、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出席开班典礼并发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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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军领导致辞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局领导王军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学员来到美丽的青岛,对本届暑期学院的开班表示祝贺,对关心国家税务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随后,王军先生简要介绍了青岛市经济与税收的发展状况,介绍了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落实“税收法定”的进程,并对税务律师、税务师推动地方税收法治进步表示赞赏。最后,他预祝本届暑期学院圆满成功,祝愿各位学员在青岛留下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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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林军副会长致辞

李林军副会长在致辞中代表中税协首先感谢了青岛市税务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政法大学对本届暑期学院的关心与支持,感谢华税作为承办方对暑期学院开班所付出的辛劳。随后,李李林军副会长介绍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长期以来的良好合作,对继续加强合作表达了美好愿景。最后,他指出国家税制改革、税收征管“放管服”改革对推动涉税专业服务改革创新的重要作用,也凸显出暑期学院举办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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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学兵副会长致辞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学兵在致辞中感谢了青岛税务局、中税协等社会各界对本届暑期学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近年来尤其关注涉税法律服务,对从事税务法律咨询服务的从业人员相当重视,而五届暑期学院的举办对于提升有志于涉税服务的律师的专业水平与服务能力起到巨大作用。他指出,专业化是当下律师行业发展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律师希望进入税法专业领域,由此带来了税法专业培训、对企业财会知识培训的巨大需求,而暑期学院的定位与功能恰恰符合这样的需求。最后,张学兵副会长预祝各位学员学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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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施正文教授致辞

最后,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进行致辞。他表示,各位学员是带着对中国税收法治、税法改革的急切关注与提升自身业务水平的迫切需要而来,我们的初心是共同交流、学习。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际形势与国内改革都风起云涌,当下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反映了人民对于民主法治的追求,这与各位学员的专业紧密相连。对于当下社会矛盾的解决,离不开财税法律专业人员的努力。最后,他希望学员能多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学员之间也相互交流学习,充实在暑期学院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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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天永主任主持开班典礼

华税律师事务所刘天永主任在主持发言中,首先对嘉宾、领导的到来和精彩致辞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暑期学院开班到第五期,离不开各位领导、嘉宾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今年暑期学院来到美丽的青岛,人数、规模也空前扩大,其业界影响力有目共睹,这是我国税务服务行业发展中一件大事,对于提升整体行业发展水平,转变服务理念、提升专业能力、促进业务拓展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他祝愿各位学员未来6天能够开阔视野、收获知识、提升能力、结交朋友。

 

在为期六天的课程中,来自税务机关的领导、高校知名教授以及国内外顶尖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的资深专业人士,围绕当前涉税服务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税制改革、《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国际税收与“一带一路”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等问题,从理论、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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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林军副会长授课

8月21日上午9:00-10:30,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围绕 “放管服改革与涉税服务创新”进行了讲解。在第一部分“深化改革”中,李林军副会长首先从深化改革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涉税专业服务的监管新规,包括涉税专业机构行政登记新规、信息公告新规、服务信用评价新规等。随后他介绍了“放管服”改革、税制改革、税收征管改革和国际税收改革的最新动态,认为当下改革对税务律师、税务师来说是巨大机遇。同时,他还对社会保险费用征收改革作出评析,预测此类专业服务的需求必将大幅增加。在第二部分“涉税服务创新”中,他指出,涉税服务行业在发展中必须树立法治理念、市场理念,在依法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组织形式创新、业务产品创新。最后,李林军副会长介绍了税务师行业互联网+涉税服务的路径,成立税务师互联网+涉税服务联盟,引入资本、直接投入、合作开发,促进税务师行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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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施正文教授授课

8月21日上午10:30-12:30,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讲授课程为“江苏某公司不合规发票税前扣除行政诉讼案深度解析”与学员进行案例分析。在本案税务检查中,税务机关认定该公司取得的23张份发票属于“未按规定取得发票的行为”,责令公司限期改正,并作出追缴企业所得税与滞纳金的处理。该公司不服,提起诉讼。施正文教授认为,本案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争议焦点在于两点,一是该公司取得第三方发票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代开行为,二是不符合规定发票是否可以税前扣除问题。与法院裁判思路不同的是,施正文教授更多的考虑到税收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合理,并且从经济实质上去判断取得第三方开具的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他认为,《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年修订)第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发生应税行为,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发包人为纳税人;否则以承包人为纳税人。”因此,涉案公司从被挂靠方取得的发票不属于代开发票,可予以税前扣除。他认为,在发票不符合规定但费用实际发生且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他有效凭证在税前扣除。随着新《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实施,本案件所反映的问题得到了一定改善。在授课过程中,施正文教授频频向学员抛出问题,与学员进行互动,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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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梁红星先生授课

8月21日下午2:00-5:00,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税务部经理、红星税务工作室主任梁红星进行授课,授课题目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税务风险管理与税务筹划”。梁红星先生在第一部分“国际税合作”中简要回顾了中国税收协定谈签历史,着重展开讲述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判定问题,指出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在第二部分“中国税关联”中,他简述了我国海关货物出口“免抵退”规则,并且对跨境服务增值税零税率与免税的优劣进行比较,指出零税率真正彻底的税收优惠,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跨境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劣势在于申请程序复杂、税务遵从难度大,税收管理成本较大,企业享受退税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受时间和税务机关指标调控影响。第三部分“东道国税影响”提出要关注东道国主要税种、相关税务事项以及防范企业财税风险,重点是转让定价文档的整理、东道国税收优惠申请程序、汇率风险防范与资本弱化问题。最后一部分“税务筹划示例”则结合自身亲力亲为的案例,论述了控股架构搭建的考量因素,包括税收协定、境外税收抵免政策、受控外国公司、居民纳税人身份之规定、资本弱化、转让定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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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肖文律师授课

8月22日上午8:30-11:30,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肖文进行了题为“企业税收筹划战略与案例”的授课。肖文律师以娱乐圈税务稽查热点话题作为引子,对逃税、避税、以及税务筹划三类活动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他首先与学员探讨了通过合同“包税条款” 转移税务风险以及通过核定征收规避纳税义务的现状。指出税务筹划首先要尊重法律及相关税收法规,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好的税务筹划。接下来,他与学员探讨了中国税制下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与机会,认为中国税制较明显的一个缺陷是税收法定原则还没有得到实质性落实,集中地体现在税收立法授权周期过长、税收法律层次过低且法律体系分散等方面;税收法规大多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台,法律层级低,规范性文件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且税企立场不同,这是导致税企争议主要根源之一。而机遇则在于税收优惠的适用,税务律师以及税务师应对国内各税种优惠政策做细致梳理,通过税务筹划、税务争议解决等方法,与税务机关一道,推动中国税制的完善。最后,他与学员分享了其职业生涯中实施成功的筹划案例,尤其是通过主动放弃税收优惠政策而获得税收利益的筹划案例,引起学员的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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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魏志标律师授课

8月22日下午1:30-4:30,华税学院CEO、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志标律师进行了题为“律师事务所税务风险管理和筹划实务”的授课。课程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律师业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现状分析、当前律所、律师面临的涉税法律风险分析以及律所与行业横向税负比较。他指出,之前部分大型律师事务所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达成核定征收约定,或设立分所、倒装收入,潜在风险较高;而随着《关于3项个人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实施后续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号)的实施,律师业的税收核定权限自动升级为省级税务机关,省级税务机关可以依据征管法的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律师业核定征收的实施办法,而无论核准权在哪一级税务机关,核定征收的实质条件都要符合征管法的规定,否则税务机关会面临后续财政监督检查引发的渎职等执法风险,也会造成律师业核定征收政策的不稳定。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他建议应规范发票管理,规范交易流程,规划交易合同,留存相关凭证,以防涉嫌被指控虚开专票。最后,他认为,律所应摒弃传统税务管理观念和方式,一方面严格控制涉税法律风险,杜绝假发票等问题;另一方面大型律所要进行整体税收筹划战略,合理降低税收负担。

 

8月22日晚6:00-8:30,为了加强学员之间的业务拓展与经验交流,本届暑期学院举办了“涉税专业服务业务拓展与跨界合作”专题沙龙。学员们踊跃发言,交流心得经验,对涉税专业服务业务拓展与跨界合作的前景与广阔市场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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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家本律师授课

8月23日早8:30-12:00,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家税务总局法律顾问王家本律师进行题为“全国税务争议法律服务动态与最新案例解析”的授课。王家本律师对于当下法院持有的“法院对税务执法行为事实方面的审查强度保持谦抑”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样的观点应当予以改变,原因在于纳税争议的最终解决是通过行政诉讼由法院作出裁决,而纳税上的争议主要是税收实体方面的争议,如果法院不对税收实体问题进行深入的审查,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争议。国务院办公厅在《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的“加强涉税案件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由相对固定的审判人员、合议庭审理涉税案件,推行税收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则是改变法院对税务案件的审查保持法律上的谦抑性观念的具体有效的措施。在案例讲解部分,他着重探讨了税款追征期、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税收优先权以及税收滞纳金性质认定及计算的法律适用问题等。他将这些问题总结为税务争议行政诉讼实体审查及司法审查的一致性问题。他指出,税收司法统一及税收司法审查的一致性,是实现税收法定原则具体体现。一方面建议对具有普遍性的税收法律适用问题,由最高院或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或是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或是指南、规则、意见等有效方式予以明确;另一方面从司法审判专业化的角度,尽快设立税务法庭,在条件具备时设立税务法院,由具有税收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审理税务案件,以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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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明磊处长授课

8月23日下午1:30-4:30,国家税务总局涉税违法联合惩戒管理处处长李明磊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实践和思考”为题进行授课。李明磊处长首先以一则宣传片为引,向学员介绍了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他介绍,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将是“黑名单”的主要目标,一旦进入黑名单,法人等组织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经法院判决确定的实际责任人以及负有直接责任的财务人员的姓名、性别及身份证号码将被公开,作为纳税人的信用记录永久保存。对列入黑名单的法人、自然人的惩戒措施包括:纳税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被公安部门阻止出境、被金融机构限制融资、被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等等28项。他认为,“黑名单”的实践性强,社会主体认可度高,对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制作用明显,成为政府管理优先考虑的手段。最后,他通过一则“黑名单”案例向学员警示,企业法定代表人肩负要责,切勿因小失大,得到了学员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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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倪勇军律师授课

8月24日上午8:30-11:30,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倪勇军律师与高如枫律师共同讲解了“外商投资企业涉税专业服务疑难实务问题”。两位专家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进入、经营期间、投资退出三个环节展开讲解。指出在投资架构选择时要充分考虑税收协定的适用,在设立地点选择时考虑商业及政策环境的影响。在讲解资本结构选择时,他以全额资本金投资与资本金+股东贷款作为对比,提出在考虑到税收协定的情况下,合理选择资本金+股东贷款配比,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负。随后,他对比了并购重组下资产收购与股权收购、境内收购与境外收购、直接收购与间接收购在税负上的差异,指出在利用股权收购、境外收购策略降低税负的同时,需要关注独立交易原则。他还与学员探讨了外籍高管的税收问题,提出了税收居民身份判断183天规则的问题所在。接下来,他介绍了不同投资退出机制的税负比较,指出,无论境外投资者出售中间层公司或是境外投资者境外出售业务单元,均涉及到7号公告事项,对于整体出售业务单元的行为,比较可能被视为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交 易安排。最后,两位律师与学员对如何做好一名涉外税务律师进行了交流,会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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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玉琢教授授课

8月24日下午1:30-4:30,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陈玉琢教授进行授课,题为“并购重组税收政策及案例解析”。陈玉琢教授首先对并购重组税收政策依据进行介绍,并且对资产收购与资产转让的税收政策运用作出分析,着重强调了符合资产重组条件的不征增值税、企业重组特殊税务处理以及改制重组作价入股不征土地增值税等相关政策。接下来,他与学员们分享了“阿继电器重组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股权收购与股权转让的税收政策运用。最后,他通过广州药业重组案例、东北高速重组案例等,分析了企业合并、分立的税收政策与税务筹划实操。期间,陈玉琢教授与学员频频互动,引导学员思考,现场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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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靳万军副司长授课

8月25日上午8:30-11:30,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靳万军进行授课,授课题为“税收法治突出问题与基础性制度建设”。靳万军副司长就税收法定与纳税人保护等落实“税收法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税务行政行为争议纳税前置、复议前置等税收征管的基础法律构建发表了独到见解。他高屋建瓴地发表了对这些突出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及税收基础法律制度的构建方法,努力在维护纳税人权利与国家税款稳固之间达成平衡。靳万军副司长的讲话获得了学员的频繁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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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小强教授授课

8月25日下午1:30-4:30,中山大学法学院税法与经济法教授杨小强进行了题为“增值税若干疑难理论与实务问题”的授课。杨小强教授首先从增值税的科学本质、法律构成要件来介绍增值税原理。随后,他与学员重点分享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增值税中的估价。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赋予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价格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行为按照按照纳税人或者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类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平均价格确定。他对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应税行为的估价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二个是增值税法上的货物与服务的区别。他以欧盟增值税为对比,指出了欧盟增值税“服务”范围的广泛。第三个是增值税法上的无形资产界定。他通过一些富有趣味的小案例,探讨无形资产对企业资产评估的巨大作用,以及企业清算时的不利影响,引起会场阵阵欢笑,充分调动了学员的积极性。

 

8月25日晚6:00-9:00,为引导学员关注与研讨新时代财税法制改革,本届暑期学院举办了“个税法修正案热点问题与涉税服务创新”专题沙龙,并且由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主持,施正文教授作为主讲人发言,青岛市税务局个税处处长张守涛作为嘉宾发言。施正文教授介绍了本次个税法修订的背景与主要变化,就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居民个人纳税人判定的“一个纳税年度”“一百八十三天”的界定不清等问题。张守涛处长向学员介绍了个税法修正案的最新动态以及对重点问题的修订建议。随后,五位学员代表上台发言,分享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互动交流,会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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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斌主任授课

8月26日上午8:30-11:30,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斌为学员讲授“新时代税制改革的前沿问题”。他首先为学员分析了当下宏观经济的原问题,包括资本所得与劳动报酬的不平衡、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马太效应与经济危机、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教育公平的重要性等。张斌主任利用各种图标进行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介绍了美国特朗普减税的背景与分歧。他通过美国税改与中国税制的横向对比,分析美国税改对我国资本流动、营商环境与鼓励投资政策、主要税种减税的重要影响。他指出全球税收治理必须重视老龄化问题、技术革命问题、数字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税基的影响巨大,增加了政府支出负担;而人工智能将导致劳动报酬的差异增加;信息经济与电子商务对增值税制度也产生了冲击。最后,他与学员分享了我国当前税制改革热点问题,包括营改增后的税制优化,涉及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等具体税种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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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梁凤云法官授课

8月26日下午1:30-4:00,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梁凤云法官进行授课,课程题目为“行诉解释重点条文讲座”。梁凤云法官主要讲解了六大问题,一是贯彻和落实中央决策和新法规定;二是规范和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三是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四是强化和保障法院合法性审查职责;五是深化和推进行政诉讼管辖体制改革;六是推动和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在规范和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中,他提出明确第三人的上诉和再审申请程序,保障第三人合法权利;明确起诉期限制度,促进当事人及时正确行使权利。在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中,他指出应当明确多元化被告资格确定规则,确保公权力行为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继续推进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促进行政复议机关履行监督效能;并且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确保行政违法行为得到源头治理,强化司法建议法律效力,促进行政机关实现良法善治。在推动和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他主张推进负责人出庭应诉,促进纠纷实质化解;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化解附带民事纠纷;丰富裁判种类,强化裁判实质效力;细化赔偿补偿案件举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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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结业典礼

8月26日下午4:00,“第五届中国税务律师、税务师和税法研究生暑期学院(2018)”课程圆满结束并举行了结业典礼。结业典礼由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主持,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施正文教授、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培训部副主任宋光祯分别致辞,施正文教授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结业典礼上,刘天永律师代表本届暑期学院的承办方向顺利结业的学员表示热烈祝贺,对传道授业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感谢。他在致辞中讲到,五年来暑期学院一直秉持并彰显了三大理念和价值:一是聚焦专业提升,培养后备人才;二是倡导跨界合作,促进行业融合;三是推动税收法治,实现社会进步。他希望各位学员在将新知识、新体会学以致用的同时,积极地将暑期学院的价值理念传递下去,推动各地涉税服务发展,为各地税收法治化贡献力量。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培训部副主任宋光祯代表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向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以及华税律师事务表示感谢。他讲到,暑期学院的举办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提升我国税务律师、税务师的整体业务水平具有重大作用。他向顺利结业的学员表示祝贺,并且预祝暑期学院越办越好。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施正文教授在结业致辞中教诲学员不忘初心,坚守底线,希望学员能够成为暑期学院精神、理念的继承者、布道者,在税收法治进步中贡献力量。最后,他对活动承办方华税律师事务所表示感谢,对会务人员的辛劳表示感谢,对发奋努力、废寝忘食的学员表示欣慰,寄语暑期学院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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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合影留念

暑期学院自创办以来,已经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成功举办了四届。本届暑期学院第一次走出北京,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在六天的集中学习培训中,主承办方安排了国内“明星”师资团队进行授课,学员们不仅学到前沿税法理论和业务实操知识,干货满满,还在学习中交流了税法服务、税收法治化建设的经验感受,结交了深厚的友谊。本届暑期学院的成功举办,正值十九大召开后、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一年。在这样的深刻变革背景下,涉税专业服务市场正面临极大拓展和根本转型。只有大力发展涉税专业服务,聚力推进涉税专业服务创新和升级,才能适应新时代税法服务市场的新定位、新形势和新业务。我们欣喜的看到,暑期学院开办以来培养的一大批税务律师、税务师和税法研究生,正成为各地税收法治变革的中流砥柱,提升了税务律师和税务师的行业水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涉税专业服务中大放异彩。未来,暑期学院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服务于涉税服务行业发展和国家税收法治化建设!

 

新背景下医药企业亟待加强纳税成本管理

引言:在两票制政策背景下,过票模式无法维持,医药企业转而进入“高开”发票模式,并且纷纷选择自己或他人设立的CSO合作,通过CSO承担一部分宣传推广职能并且形成一部分成本进行抵扣。尽管如此,根据相关公开报道和数据来看广大医药企业销售费用仍然在逐年递增。因此,在此背景下,医药企业更加重视内部纳税成本管理相应递减销售费用提高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本文将对部分医药企业在纳税成本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一、未利用好加速折旧政策控制税务成本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1号的规定,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可进行加速折旧。由纳税人提出申请,报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批准。A药业从事的是医药制造,其车间的很多固定资产均符合税法规定的加速折旧的要求,如生产车间的甲醛罐、双层玻璃反应釜、高效脱硫一体机等。但由于申请程序较麻烦,而且只能够间接降低税负,即取得资金的时间价值,A药业公司就索性忽略了这一优惠政策。

2012 年 7 月,A药业购入某项核心生产软件,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按10年进行摊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文件规定,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这与上述放弃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情况类似,对于符合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和符合缩短摊销年限的无形资产,企业均没有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致使企业损失了延期纳税的利益,减少了当期流动资金,降低了企业资金的使用价值。

  • 未利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控制税务成本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规定,企业为了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另外,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中也明确了,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研发项目立项时应设置研发支出辅助账,由企业留存备查;年末汇总分析填报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并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同时随附注一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一般情况下,必须研发费用税务管理做好三个关键环节的工作: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研究开发费用的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备案。但是,A 药业公司早在 2005 年已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但是据了解 A公司在2015年之前并未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原因是 A 药业于会计人员对具体的规定不了解,认为只要属于企业发生的研发费用,不需要分项目核算,均能够加计扣除。所以该公司研发项目相关的费用在核算时没有独立核算也未单独设立研发项目的账簿,因此造成无法区分和确定与研发活动直接有关的费用,故按政策要求也无法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三、未利用好医药行业业务宣传费扣除政策控制税务成本

除固定资产之外,营销费用一直是医药企业最大的费用支出,其中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以及广告费占比较大。对于业务招待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根据上述规定业务招待费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例相对较小,对企业来说计入业务招待费的费用是越少越好。

另外一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1号)规定:一、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据此,医药行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相比一般企业的扣除比例较高,具有一定的政策优势。

因此,如医药企业需要向客户赠送礼品,可以赠送带有公司LOGO的小礼品,其支出列示在“业务宣传费”中而不是计入“业务招待费”进行列支。对此,需要注意:小礼品的定制与采购需要具有真实的供应商,且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在合同中体现出礼品带有公司logo的标志,由供应商开具发票;注意每次赠送的对象、人数、礼品的金额,其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公司需建立在此方面的严格内部控制制度。总之,需要提供全面有效的管控与证据链条,从而证明业务的真实、合理性。如此将业务宣传费与业务招待费进行合理替代,充分利用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的高扣除比例,这也可以降低医药企业的纳税成本。

四、未利用生物药品简易办法征收缴纳增值税控制税务成本

2012 年 5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2012年第20号《关于药品经

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公告规定,药品经营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生物制品,可以选择按照简易征收办法依照3%的简易征收率和生物制品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一旦选择简易办法缴纳增值税36 个月内不得变更。该公告自2012 年7月1日起实施。在该公告实施前,根据国家的规定,生物制品生产企业享受按照简易征收率6%计算缴纳增值税,药品经营企业购进生物制品取得的是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生物制品时,需按照17%计算销项税额,销售生物制品税负率在13%左右,税负率较高。

因此,国家出台此项公告,目的在于让利于民,减轻生物制品经营企业的税负压力。相关的医药批发企业以及医药零售企业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现状,做出符合企业利益的最优选择。但A药企公司考虑到一部分下游客户并未采取简易征收办法计税,这一部分客户会因为不接受新政策下的发票而拒绝与公司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因此,为了稳定客户关系,对于生物制品简易征收办法这一新政策仍处于观望状态,并未真正实行,并没有利用好国税总局出台的该项优惠政策。

 

结语:上述问题只是医药企业日常税务成本管理中的一部分问题,但也能够说明这些医药企业在纳税成本管理方面不规范不到位,忽略了资金时间的使用价值,企业税务管理各相关岗位责任不明确,人员素质有限,缺乏纳税风险管理体系等等问题。当前两票制背景下,纳税成本管理关系到医药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有必要引入税务律师等专业人士对企业的纳税成本和税务风险管理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适当的税务筹划,这样必将有利于医药企业控制税务成本和风险。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逃税罪阻却:补税需及时,超期或定罪

编者按:对于涉税犯罪行为,如果同时符合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构成要件,就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冲突,“先行后刑”与“先刑后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刑法修正案》将201条“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并增加了对逃税罪符合特定条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对“逃税罪”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序如何确定是正确理解本款规定的前提。本期华税律师通过一则案例与读者一起探讨。

一、案情介绍

深圳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经营范围系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等。2009年被告人甲某、乙某从他人手中接手经营,成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丙某为该公司兼职财务人员和办税人员,负责做账及报税事务。

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该公司企业所得税缴纳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三被告通过制作虚假财务账目,以少报、不报收入的手段,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于2014年3月4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无法与该公司取得联系,稽查局于5月17日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将处理决定及处罚决定送达。截至2014年7月16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止,该公司仍未补缴税款及罚款。2014年9月3日,三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9月5日,三被告人家属将该公司少缴税款、应缴罚款及滞纳金补缴。一审判决三被告构成逃税罪,并分别判处有期徒刑X年,缓刑X年,并处罚金。三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逃税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三被告在税务机关下达处理决定及处罚决定后未及时补缴,但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补缴,应否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观点: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及时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依法应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观点:被告人作为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采用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经税务部门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未补缴应纳税款及滞纳金、罚款,三人行为均已构成逃税罪,家属在三被告人被抓获后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行为挽回了税款损失,已酌情从轻处罚,处罚适当。

三、华税点评

(一)未经税务机关处理的逃税行为,司法机关不应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第3条对刑法第201条做了重大修改,修订后规定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在《修正案》实施以前, 对“偷税罪”的规定没有体现出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根据《税收征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偷税罪”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衔接可以归结为税务机关查办的偷税案件,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不得以罚代刑。对于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程序是否是“偷税”的前置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各地在对“偷税罪”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时,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无法有效衔接现象比较突出。实践中,逃税罪刑事案件的线索来源,既可以来自税务机关移送,也可以来自公安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不协调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如,针对公安机关自行取得线索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先交由税务机关进行查出,根据税务稽查结论,公安机关再启动侦查程序;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缴税款,并同时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将违法线索或案件移送税务机关。由于“逃税罪”的双重违法性,“先行后刑”与“先刑后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从而造成不公平。

《修正案》第201条第四款的规定,新增了对逃税罪满足特定条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即并不是只要行为符合了该条第1款规定的罪状,就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该条修订主要考虑到打击偷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对属初犯,经税务机关指出后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履行了纳税义务,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再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前若不要求必然启动行政处罚程序,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行为人无法满足免于刑事处罚的特定条件,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于此,显然背离了《修正案》的立法初衷。行政处罚程序前置还在于,逃税行为首先违反了税法,当数额和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才违反刑法构成犯罪,即只有当行政处罚不足以惩罚行为人,才需要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逃税罪的认定不仅涉及金额,还应当确定逃税金额占据应纳税额的比例。逃税金额和应纳税额的确定涉及不同税种,分子和分母的确定均需要办案人员具备专业的税务稽查经验。行政处罚程序前置有利于税务机关发挥专业性强的优势,对逃税行为准确定性。因此,笔者认为,根据《修正案》的要求,未经税务机关处理的逃税案件,司法机关不得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二)逃税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成立条件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罚款

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税务机关认为有税收违法行为,需要作出税务处理的,应当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应当进行税务行政处罚的,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机关的处理一般会规定一定的期限,如“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你公司缴税账户的开户银行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只要行为人在此期限内履行了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就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缴纳罚款后,若对税务机关的处理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不影响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件的成立。

根据第201条第四款的规定,行为人若想免予受刑事处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税务机关的处理,缴纳税款、滞纳金与罚款。行为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税务机关的处理,即可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后,再行缴纳,则不符合本条第四款的规定。

(三)本案三被告人构成逃税罪,不符合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本案中,三被告人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采用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符合逃税罪201条第1款之规定。税务机关于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对该公司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并于2014年3月4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期间,税务机关机关将相关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对三被告人进行了告知,并前往该代理公司登记办公地点进行送达,通过电话联系三被告人,在上述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通过公告送达,该送达方式有效。三被告人家属系在公安机关立案并将三被告抓获后,补缴的应纳税款。不符合第201条第4款规定的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对三被告抓获后补缴税款的情节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也进行了采纳,予以从轻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小结:对于纳税人的涉税违法行为,如果涉嫌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送至司法机关,不得以罚代刑。但根据《修正案》第201条第4款之规定,行为人接受行政处罚是免予受到刑事处罚的前置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处罚程序应当先行启动。若税务机关在稽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达到逃税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将涉嫌犯罪线索及相关证据直接移送公安机关的,司法机关也不能直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应交由税务机关作出决定,根据行为人是否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决定是否追究刑责。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2018四部委第二次“打虚打骗”联合行动部署,虚开骗税的风险点在哪里?

编者按:2018年4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就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专项行动进行联合部署,安排2018年打击骗税和虚开专项行动任务。2018年8月22日,四部委再次在北京召开会议,共同部署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税务总局一直将骗税与虚开作为专项行动重点来抓,也体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骗税和虚开案件的爆发也直接导致了税企之间涉税争议的不断增长,对于暂不予退税、善意取得等问题的认定上争议颇多,另外涉税犯罪中对于主客观构成要件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将结合骗取出口退税以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中所包含的涉税风险点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应风险应对策略。

一、四部委专项行动反映出来的税务稽查信号

(一)2018年4月11日,四部委专项部署会议主要内容

4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就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专项行动进行联合部署,安排2018年打击骗税和虚开专项行动任务。

四部委打击骗税和虚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标在进行工作部署时指出,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实施骗税和虚开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放管服”改革和“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等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的顺利实施,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税收秩序,必须出重拳、亮利剑,毫不手软地实施打击。四部委要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跨部门、跨区域专项行动,联合查处重大骗税虚开案件,对骗税虚开高发地区和行业开展重点专项整治,严惩专业骗税虚开团伙,及时挽回国家税款损失,规范经济和税收秩序,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促进外贸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孙瑞标强调,四部委有关部门要勇于担当、履职尽责、凝心聚力、通力协作,增强联合打击力量。要充分发挥税务部门的专业优势、公安部门的侦查优势、海关部门的情报优势和人民银行的数据优势,不断完善专项工作组织体系,坚决打击骗税和虚开涉税违法犯罪行为。

广东省国税局、济南市公安局、南京海关和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分别介绍了开展打击骗税和虚开工作的经验做法。四部委分别对今年的打击骗税和虚开专项行动作出安排和部署。

四部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市国税部门、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办相关负责同志,各省市公安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地区海关、人民银行的负责同志参加此次专项行动部署。

(二)2018年8月22日,四部委专项部署会议主要内容

2018年8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共同部署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庆丰,海关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李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税收法治全面加强、税收秩序有效规范、税收环境整体好转。但部分税收领域、个别重点地区涉税违法犯罪活动依然猖獗,特别是“空壳企业”虚开发票、“假冒出口”骗取退税依然频发高发,严重损害税法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严重危害税收秩序和国家经济,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打击整治。

会议强调,四部委开展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这次专项行动,就是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筑牢监管堤坝,以更加严厉严格的手段净化税收秩序,对“假企业”虚开发票和“假出口”骗取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打击和震慑,坚决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就是为了切实维护依法诚信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会议要求,要严厉打击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严厉打击没有实际出口只为骗取退税的“假出口”。对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只为骗取国家利益的专业犯罪个人或团伙,以零容忍的态度“露头就打”,靶向整治,让“假企业”和“假出口”无处藏身。同时,对遵纪守法的纳税人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增进便利,不给依法经营者带来些许紧张气氛,不给经济发展增添些许不利影响。

会议强调,各级税务、公安、海关及人民银行各分支行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工作协同,强化信息共享,实施联合执法,推进跨区域执法协作,形成综合打击效应,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王军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对依法诚信纳税者最大的维护和最好的服务,要准确把握打击对象、工作步骤、工作方式,压实工作责任,务求打击成效,形成强大震慑。同时,各级税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系列要求,运用系统的思维、集成的方法、联动的举措,认真落实税务总局最近出台的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纳税服务的十项新措施,进一步研究推出税务部门“放管服”五年行动计划。要按照机构改革向前推进一步、让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增进一分的要求,连续不断地推动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连续不断地让纳税人和社会各界更真切感受到新税务机构的新作为、新面貌、新风采。

孟庆丰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工作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和警务资源保障。进一步推广应用数据化情报导侦战法,提升主动、精确、集约打击虚开骗税犯罪能力水平。

李国要求,各级海关部门要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统筹做好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和推动工作。在查处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案件的同时,完善打击方法和措施,坚决打赢打击虚开骗税工作攻坚战。

刘国强强调,人民银行各分支行要充分发挥资金监测优势,主动移送案件线索,积极配合查清涉税资金流向。完善涉税监测模型,推动“反洗钱 反恐怖融资 反逃税”机制有效落地,不断优化合作机制。

税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于春生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两年专项行动,为规范经济税收秩序、营造良好税收营商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应有贡献。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和人民银行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办相关负责同志,各省、市、县税务、公安、海关、人民银行负责人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注:以上内容均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公布内容)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企业主要存在的风险点

对虚开行为,《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概括而明确: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因此,不论是发票的开具方、接受方,还是提供信息的撮合人,都被归为虚开发票行为人。虚开发票的行为人目的各异,但都违反了发票管理秩序,往往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在概括性规定之外,实务中对于善意取得和挂靠经营涉及的发票问题,容易产生争议。对此,税务总局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相关解释。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中主要涉及到虚开的行政风险和刑事风险,其中也涉及较多税务问题。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主要涉税争议

1、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商务活动中,货物的供求关系、价格和品质不断变化,需要利用各种渠道和市场信息,交易活动便捷高效。货物的转受让是交易活动的实质内容,也是交易双方的核心关注点;而发票只是经济活动的会计凭证。

当购货方存在真实的购进货物,但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销售方虚开的情况下,受票方是否构成虚开,进项税款可否抵扣?税务总局在《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中明确规定:在交易真实的前提下,如果交易内容与发票记载事项一致,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如果购货方能够重新取得合法开具的专用发票,应准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

2、挂靠经营,以被挂靠方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由挂靠方适用被挂靠方的经营资格进行经营活动,并向挂靠方支付挂靠费的经营方式在实践中客观存在。挂靠经营方式为挂靠方节省了运营管理成本,具有一定普遍性。相关法律并未明确禁止以挂靠形式从事经营活动。

根据《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挂靠经营活动以真实交易为基础,以被挂靠方名义开具发票,申报缴纳税款,并未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根据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号),挂靠经营活动具有经济合理性,只要交易真实,发票记载事项相符,被挂靠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是可以抵扣的。

3、如何应对发票检查

首先,纳税人应当做好自查工作,完善交易的各项凭证资料,充分证实交易的真实性。其次,要与主管税务机关积极沟通,明确检查重点,及时获取涉嫌虚开的交易信息,补充购进、使用或销售的证据。对检查证实的虚开行为,或无证据证明的购销交易,应及时补缴税款,减少企业的滞纳金损失,同时获得税务机关理解,从轻处理处罚。

税务机关通常从交易的资金、货物和发票三个环节查证是否存在虚开行为。企业的购销交易如果存在资金、货物的相关事项同与发票上的记载内容有不一致的,应在资金划转、货物转移时做好记载,归集好证据资料。比如,如果购货资金是通过借款协议由第三方向销售方支付的,应当将借款协议与第三方向销售方付款的纪录妥善保管。如果纳税人不是货物是耗用方,只是中间销售商,货物所有权的中间流转并无出入库和运输过程;类似情形,纳税人可以将购销合同、资金收付证明和所有权转移凭据作为交易真实性证据。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主要刑事责任风险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完全没有或者没有真实的货物、劳务交易而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破坏税收管理秩序,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行为。

1、该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和发票管理制度

(2)客观要件: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3)主体要件: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主观方面:故意,且一般以营利为目的。

2、刑事责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新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虚开行为的类型不断涌现,出现了诸如:(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人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4)抵扣税款的行为人(受票方)与他人之间有真实货物交易,且票与货的价格和金额相符,但受票方与开票方之间无对应关系。

那么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呢?我们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作为“危害税收征管罪”的一种,该罪的发生必然对税收征管发生实际危害,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虚开,它不会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本文所探讨的“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就属于这一种情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2012年第33号)明确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这表明,只要纳税人取得的是虚开发票,无论是否对国家税款造成损失,都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也就是说,在现有法律层面上“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法性问题无法突破,受票方将面临被税务机关罚款和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的风险。

事实上,从虚开发票的行为要件看,“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任何一方,均存在虚开和虚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对虚受发票部分的处理应该如下:一是不允许受票方用以抵扣进项税额,要求其计算补缴相应的增值税税款;二是由于受票方取得的凭证不合法,要调增其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要求其计算补缴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三是对受票方加收相应的滞纳金;四是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的规定,对受票方予以处罚;五是将有关违法方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

4、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品劳务交易多样化,税务处理也日益复杂。近些年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频发,以“对开、环开”形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现象也是屡有发生。此类存在交易认定难、环节多、取证难、牵连广等特点。随着侦查技术的提高,在国家加大增值税发票打击力度的背景下,企业经营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犯刑法、身陷囵圄。为此,企业经营者,一定要规范自身经营活动,守住经营底线,切勿以身试法。一旦面临刑事风险,及时寻求专业律师帮助,方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

三、骗取出口退税中企业主要存在的风险点

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外贸政策,但是出口退税行业的纳税遵从度不高,骗取出口退税案件频发。从今年查处公布的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来看,目前采取骗取出口退税的方式主要为“假报出口”、“买单配单”等方式。假报出口,指虚报出口货物品名或虚报出口货物价值;买单配单,指骗税分子利用贷代公司、报关行及中介炒卖的不需要或不能退税的出口货物信息(报关单),采取伪造出口单证、从地下钱庄买汇结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无论是假报出口还是买单配单,其中必有一个环节就是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在处理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时,税企之间常常因为税务机关不予退税或暂不予退税等发生争议,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将移送法院。

(一)骗取出口退税中的主要涉税争议

1、税务机关长期不予解除“暂不予退税”决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12号)规定,“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税务机关稽查部门立案查处未结案”的,主管税务机关对涉案出口业务暂不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的主管税务机关可按照所涉及的退税额对该企业其他已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暂缓办理出口退税。对于企业涉嫌存在骗取出口退税行为而税务机关需要暂停为其办理出口退税并实施税务稽查的这一环节中,税收征收管理法没有明确规定税务机关的执法权限和边界,使得在实务中往往存在税务机关滥用职权,长期不予解除“暂不予退税”决定,不当侵害企业出口退税的权益。

在该类案件中,首先,税务机关在审核过程中发现企业的出口退税申报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将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理意见一次性书面告知企业。如果税务机关未能够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并冲破其执法合法性的范畴。其次,税务机关在暂停企业的某一笔或某几笔出口业务的退税的同时,对于该企业不存在疑点的出口业务应当继续按照规定的期限审核办理退税。如果税务机关一刀切地将企业的剩余出口业务全部暂停退税的,必然不符合诚实推定原则的内涵,将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再者,尽管国税发[2005]51号文第十四条规定的四种处理情形没有明确规定税务机关的办理时限,但依据效率原则及诚信原则,税务机关应当在合理时限内尽快、及时地作出处理,在涉及到税务稽查的情形中,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税务稽查的法定期限进行处理。最后,税务机关经查证属实企业不存在骗取出口退税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立即对企业恢复办理出口退税。

2、上游供应商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防范税收风险若干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12号)第二条规定,出口企业购进货物的供货纳税人有属于办理税务登记2年内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或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年内注销税务登记,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自主管其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书面通知之日起,在24个月内出口的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货物劳务服务,改为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一)外贸企业使用上述供货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出口退税,在连续12个月内达到200万元以上(含本数,下同)的,或使用上述供货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连续12个月内申报退税额占该期间全部申报退税额30%以上的;

(二)生产企业在连续12个月内申报出口退税额达到200万元以上,且从上述供货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到200万元以上或占该期间全部进项税额30%以上的;

(三)外贸企业连续12个月内使用3户以上上述供货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退税,且占该期间全部供货纳税人户数20%以上的;

(四)生产企业连续12个月内有3户以上上述供货纳税人,且占该期间全部供货纳税人户数20%以上的。

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是每一个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理性的企业会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供应商。大多数情况下,风险往往具有不可控性,或者控制的成本过高导致交易不具有实际意义。一旦企业采购时,供应商办理税务登记2年内被税务记挂认定为非正常户或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年内注销税务登记,且符合上述四项条件之一,企业将面临不能办理出口退税的风险。考虑到供应商瑕疵带来的出口退税方面的涉税风险,尤其是有瑕疵的货物采购会波及整个公司的出口业务,出口企业有必要建立严格的供应商审查和控制制度,对那些成立时间不到两年的供应商要进行重点审查和控制。

(二)骗取出口退税中的主要刑事责任风险

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行为,或者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欺骗方法,骗取退税超过其所缴纳的税款的行为。

1、该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国家出口退税管理制度和国家财产权。

(2)客观要件:纳税人实施了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行为,或者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欺骗方法,骗取退税超过其所缴纳的税款的行为。

“假报出口”,是指以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

(一) 伪造或者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

(二) 以伪造、变造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取得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等有关出口退税单据、凭证;

(三) 虚开、伪造、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的发票;

(四) 其他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的行为。

“其他欺骗手段”包括:

(一) 骗取出口货物退税资格的;

(二) 将未纳税或者免税货物作为已税货物出口的;

(三) 虽有货物出口,但虚构该出口货物的品名、数量、单价等要素,骗取未实际纳税部分出口退税款的;

(四) 以其他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的。

(3)主体要件: 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与单位。

(4)主观方面: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骗取出口退税的目的。

2、刑事责任

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万元以上的,为 “数额较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0万元以上的,为 “数额巨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50万元以上的,为 “数额特别巨大”。“其他严重情节”包括: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 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包括: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因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其他情形。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3、骗取出口退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主观要件证明责任

骗取出口退税数额小的,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数额达到5万元的,则将面临刑事处罚。但是,实践当中需要区分纳税人的主观心态,避免客观归罪。

由于申报办理出口退税等涉税事项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具有极其复杂的特征,存在纳税人因税收政策理解错误而不当申报并取得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情形,其主观上并非存在故意假报出口或欺诈的状态,因此从《税收征管法》基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角度看,税务机关在认定纳税人是否构成骗取出口退税并实施处罚时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进行充分和全面的考察与检验,不能够对纳税人因不符合税法规定而取得国家出口退税款的行为一刀切地一概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并实施处罚。同样道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亦要求避免滥用刑法,在定罪时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考量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

无论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税务机关/检察机关都负有针对行为人主观存在骗取出口退税的目的的证明责任,禁止过错推定。

4、风险防范

由于申报办理出口退税等涉税事项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极其复杂,纳税人在申报时应当格外注意,例如选择正确的关税税则号等,避免因政策适用错误或者申报错误导致的多退税款。一旦发现多退税款,应当立即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更正出口退税申报、退还税款。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境外间接转让房地产企业股权存在重大风险,从税法适用进行抗辩

引言

    一般而言,房地产并购有两种模式,一是房地产股权收购,一是房地产项目收购。其中又有多种具体的操作方式,比如整体开发项目转让,在建工程转让,合作开发,等等。房地产股权收购有境内股权收购,也有境外股权收购。利用何种并购模式,有赖于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和项目状况所作出的判断。本文对境外间接转让境内房地产企业股权案件税务争议的发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境外间接转让境内房地产企业股权税务争议基本案情

A香港公司成立于2005,主要从事建筑业、国际房地产投资等相关业务,其唯一股东为A香港集团。2006年7月31日,为开拓内地房地产市场,A香港公司作为唯一股东注册成立A广东公司。

2013年,由于对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悲观预期等原因,A香港集团拟从内地退出。2013年5月,A香港集团的唯一股东香港自然人B与香港自然人C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香港自然人C受让A香港公司的全部股权。后,A香港集团和A香港公司同意本次交易行为,并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章。截止2013年12月,自然人C已支付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款的76%,A香港公司76%的股权已经转让至自然人C名下。

2015年5月,广东某县国税局作出了《A香港集团公司股权转让涉税事项说明》,认定本次交易为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应确认为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A广东公司股权,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按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法律适用方面本案争议焦点

就本案的法律适用,广东某国税局认为:本案应适用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并且不适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A香港集团公司认为:本案应优先适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 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 本案涉及的税收安排规定以及国内法规定梳理

1、《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中与本案相关的规定

第十三条财产收益

一、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一方企业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三、一方企业转让从事海运、空运和陆运的船舶或飞机或陆运车辆,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陆运车辆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而该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任何股份取得的收益,而该项股份相当于一方居民公司至少25%的股权,可以在该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一方征税。

2、本案涉及的中国国内法规定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一、非居民企业通过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重新定性该间接转让交易,确认为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

本公告所称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是指非居民企业直接持有,且转让取得的所得按照中国税法规定,应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中国境内机构、场所财产,中国境内不动产,在中国居民企业的权益性投资资产等(以下称中国应税财产)。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是指非居民企业通过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境外企业(不含境外注册中国居民企业,以下称境外企业)股权及其他类似权益(以下称股权),产生与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相同或相近实质结果的交易,包括非居民企业重组引起境外企业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形。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非居民企业称股权转让方。”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

“五、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资料:

(一)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

(二)境外投资方与其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关系;

(三)境外投资方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情况;

(四)境外投资方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与中国居民企业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关系;

(五)境外投资方设立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说明;

(六)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4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六、关于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以下称为《通知》)有关问题

(一)非居民企业直接转让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约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应于合同或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实现。

(二)《通知》第一条所称“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买入并卖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票”,是指股票买入和卖出的对象、数量和价格不是由买卖双方事先约定而是按照公开证券市场通常交易规则确定的行为。

(三)《通知》第五条、第六条和第八条的“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是指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所有投资者;《通知》第五条中的“实际税负”是指股权转让所得的实际税负,“不征所得税”是指对股权转让所得不征企业所得税。

(四)两个及两个以上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可由其中一方按照《通知》第五条规定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资料。

(五)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转让两个及两个以上且不在同一省(市)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可以选择向其中一个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通知》第五条规定提供资料,由该主管税务机关所在省(市)税务机关与其他省(市)税务机关协商确定是否征税,并向国家税务总局报告;如果确定征税的,应分别到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本案中无法优先于国内法适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涉及的是怎么看待一般反避税条款与国际税收安排的相容性。两者是相互兼容还是相互抵触。如果说相互抵触,那么由于税收安排适用具有优先性,那么税收安排就会排除或者限制国内反避税法的适用。如果说二者是相互兼容的,那么就不存在冲突,因此国内反避税法的适用就不会被税收安排限制或排除。前述国内法规定就属于国内反避税法规定的范畴。OECD在2003年修订时在范本注释中得出了国内反避税法与税收安排一般不存在任何冲突的普遍结论,但为了防止一些合法的税收筹划被列入反避税规定的适用范围,注释提出了关于“滥用”的判断标准。同时,注释认为协定中的专门反避税规定与国内反避税法具有兼容性。

但是,在OECD2017年的草稿注释( 2017 Draft Commentaries)中,OECD认为国内反避税法规定与税收协定确实可能存在冲突。同时,OECD指出,应该用税收协定来判断相关事实是否构成税收协定滥用/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然后进而适用国内反避税法规定。

笔者认同2017OECD注释草稿中的观点,首先国内反避税法规定与税收协定/安排确实可能存在冲突。其次,对于是否应该优先适用税收安排,应依据税收安排的规定来判断是否构成了滥用税收安排的情况。

本案中,涉及的税收安排中没有反避税的规定,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一般规则,应优先看税收安排中是否有适用的条款。本案涉及的当事人是符合税收安排适用规则的,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就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问题,根据税收安排应该适用第十三条财产收益的规定第四条:转让一个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而该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一方征税。

因此,根据税收安排规定,中国是有征税权的,但是这个征税权如何适用,却要依赖于国内法的规定。

(三)本案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第十九条规定,“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告发布前发生但未作税务处理的事项,依据本公告执行。”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对于如何判定交易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做出了新的规定,提高了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条件,加重了纳税人的义务和责任。根据前文的分析,这一规定有悖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0号的规定相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及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法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改变或者撤销:……(2)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第十九条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相冲突,不应适用。

本案中,2013年底股权已经转让至自然人C名下。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颁布于2015年2月3日,为交易完成后的新法,不应适用于本次交易。

(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4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可以被适用于本案

根据前文分析,本案涉及的税收安排中并没有反避税的规定,因此,不存在税收安排与国内法冲突的情形。在税收安排将征税权赋予中国大陆后,理应根据我国当时的法律规定进行适用。而国税函【2009】698号、国税总局公告2011年第24号可以被适用于本案。这两份文件适用的前提是在纳税人在境外的实际税负情况。当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资料。本案中,自然人B在交易过程中在香港实际并没有缴税,因此,前述两份文件可以适用。税局可以依据这两份文件作出纳税调整的税务通知。

综上,随着国家间、地区间相关信息的交换的深度和广度的扩大,境外间接转让股权面临很大税务风险,华税建议纳税人在作出境外交易安排前,应进行全面综合的税务风险评估,以免带来重大损失。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上游供应商走逃失联, 出口企业取得“异常凭证”的应对方法

编者按:所谓“走逃(失联)”企业,就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走逃失联企业在其经营期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被列为“异常凭证”。在出口退税领域,多数出口企业都面临过被税局告知与其合作的上游供应商走逃失联,出口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认定为“异常凭证”或者“失控发票”,已申报退税并取得退税款的出口企业,需作进项税额转出;未申报出口退税的,暂不办理退税,更有甚者可能被认定为涉嫌虚开,补缴税款、滞纳金、视同内销征税和罚款的法律后果。上游供应商走逃失联的情况下,如何抗辩保障出口退税权益不受损是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普遍关心的话题,本文就此话题作出探讨,以飨读者。

  • 走逃(失联)企业及异常凭证的认定及范围

(一)走逃(失联)企业的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以下简称“2016年第76号公告”)第一条第一款给出了走逃(失联)企业的定义,即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

2016年第76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或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报税人员等,但其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也就是说,纳税人不履行其他税收义务并经税务机关核查企业和相关人员(包括实际控制人)查无下落,该企业即可被认定为走逃(失联)企业。

(二)异常凭证的范围

2016年第76号公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走逃(失联)企业存续经营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对应属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以下简称“异常凭证”)范围。

  1. 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
  2. 生产企业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
  3. 或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严重不符;
  4. 购进货物并不能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且无委托加工的;
  5. 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申报的。

实践中,税务机关也会出现将走逃(失联)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为“失控发票”,税务机关按规定已做失控处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不需再认定为异常凭证。本文以税务机关认定为“异常凭证”为例进行探讨。

  • 取得异常凭证对出口退税的影响

出口企业被税局认定取得走逃(失联)企业开具的异常凭证,根据2016年第76号公告,面临的法律后果有:

  • 暂不允许办理退税

2016年第76号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尚未申报抵扣或申报出口退税的,暂不允许抵扣或办理退税。

  • 暂扣应退税款或提供担保

2016年第76号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已经申报抵扣的,一律先作进项税额转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可按照异常凭证所涉及的退税额对该企业其他已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暂缓办理出口退税,无其他应退税款或应退税款小于涉及退税额的,可由出口企业提供差额部分的担保。

  • 经核实,符合条件办理退税

2016年第76号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经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或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企业可继续申报抵扣,或解除担保并继续办理出口退税。

综合以上规定,也就是说出口企业取得异常凭证,对于尚未申报或已申报但未办理的,暂不办理出口退税;已申报并取得退税款的,如果出口企业有已经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则会根据异常凭证所涉退税额做相应的暂扣,若无其他应退税款,则企业需提供相应的担保。税务机关需要核实,是否涉嫌虚开,出口企业是否是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有经过核实符合出口退税条件的,出口企业才被允许办理退税。

  • 税务机关对异常凭证的处理

(一)税务机关处理异常凭证的工作流程

为了加强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有效防范税收风险,2017年,国税总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处理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税总发[2017]46号)(以下简称“税总发[2017]46号通知”),规定了税务机关处理走逃失联企业“异常凭证”的工作流程。根据税总发[2017]46号通知,税务机关处理工作流程如下:

1、异常凭证的推送

自认定为异常凭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异常凭证信息通过手工录入或批量导入方式,录入《抵扣凭证审核检查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抵扣凭证审查系统”),并推送至异常凭证接受方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处理。各省国税局通过抵扣凭证审查系统,将接收到的异常凭证信息,定期推送至《出口退(免)税审核系统》。

2、异常凭证的受理

接受异常凭证的纳税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通过抵扣凭证审查系统接收异常凭证信息,并自收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接受异常凭证的纳税人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其所取得的异常凭证暂不得申报抵扣或用于出口退税,已经申报抵扣或用于出口退税的,应按有关规定处理。同时,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告知接受异常凭证的纳税人,如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查申请,并提交业务合同、银行凭证、运输仓储证明等有关说明材料。

3、异常凭证的解除

走逃(失联)企业重新与主管税务机关取得联系,履行完毕相关涉税义务、调查澄清相关涉税事项后,纳入税务机关正常监管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解除其走逃(失联)企业身份,同时可解除异常凭证的认定,并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抵扣凭证审查系统,将解除信息推送至异常凭证接受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允许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或办理出口退税。各省国税局通过抵扣凭证审查系统,将接收到的解除异常凭证信息,定期推送至出口退(免)税审核系统。

4、异常凭证的核实

接受异常凭证的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提出核查申请的,主管税务机关一般应自接收申请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完成异常凭证的核实。

异常凭证经税务机关核实后,未发现异常情形,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抵扣或出口退税有关规定的,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允许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继续申报抵扣或办理出口退税。异常凭证的开具方和接受方涉嫌虚开发票、虚抵进项,骗取出口退税以及其他需要稽查立案的,移交稽查部门查处

5、录入核实处理信息

接受异常凭证的纳税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完成异常凭证(或解除异常凭证)的核实处理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核实结果录入抵扣凭证审查系统。

也就是说,走逃(失联)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认定为异常凭证,主管税务机关是要将信息推送给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处理,出口企业税务机关须向出口企业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同时告知其核查的权利。

  • 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的规定,异常凭证的开具方和接受方涉嫌虚开,稽查部门检查人员会收集企业走逃失联证明、企业纳税申报情况、企业取得、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信息、取得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信息与上下游开票、受票企业相应发票信息是否一致的相关证据、调取资金流信息、核实生产经营真实性情况等证据,对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进行分析,对交易的真实性作出结论。对走逃(失联)企业,稽查部门可通过集体审理程序,提出相应的审理意见,根据审理意见定性虚开的,稽查部门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并附相关证据材料,发往下游受票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依法处理。达到刑事案件移送标准的,按照相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

根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税总发[2013]66号)第九条规定,已确定虚开发票案件的协查,委托方应当按照受托方一户一函的形式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相关证据资料,并在所附发票清单上逐页加盖公章,随同《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寄送受托方。通过协查信息管理系统发起已确定虚开发票案件协查函的,委托方应当在发送委托协查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寄送《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以及相关证据资料。下游受票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在接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和《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后,会对受票企业展开税务检查或者稽查。

也就是说,走逃(失联)企业开具的被认定为“异常凭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要做是否涉嫌虚开的稽查工作,如果被认定为虚开要开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并将该通知单及相关证据资料发往下游出口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在有真实货物交易和不存在虚开的前提下,对于出口企业而言需做好不存在虚开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抗辩工作。

  • 出口企业取得异常凭证的应对

根据以上相关规定,上游供应商走逃(失联),出口企业被税局认定取得异常凭证,被税局要求暂不允许申报出口退税或者作出进项税额转出,补交税款、暂扣出口退税款或担保的,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应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说明案件的事实以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 对税局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的,应提出核查申请

2016年第76号公告,出口企业取得异常凭证,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出口退税条件的,允许出口企业办理退税。当出口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向其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其所取得的异常凭证暂不得申报抵扣或用于出口退税,已经申报抵扣或用于出口退税的,按有关规定处理时,出口企业如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的,应提出核查申请。税务机关在核实出口企业取得“异常凭证”时,会着重关注纳税人稽核比对、纳税申报情况,增值税发票抵扣联备查簿,相关纸质信息与电子数据是否相符等;增值税发票信息、业务合同、运输仓储证明以及银行账单资金流的一致性,核实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场所,就其经营状况、生产能力等进行调查。出口企业应提交真实交易的相关材料充分向税务机关说明其交易及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合法、合理性,积极与税务机关取得沟通,说明交易真实情况。

  • 核实异常凭证是否满足解除的条件

走逃(失联)企业重新与主管税务机关取得联系,履行完毕相关涉税义务、调查澄清相关涉税事项后,纳入税务机关正常监管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解除其走逃(失联)企业身份,同时可解除异常凭证的认定。也就是说解除了异常凭证的认定,出口企业即可办理出口退税。被税局认定取得异常凭证,出口企业除申请核查以外,应充分收集相关信息,关注异常凭证是否满足解除条件,向税务机关提供所了解的线索,推动涉税争议的解决,顺利办理出口退税。

  • 若涉嫌虚开,应从交易真实性角度抗辩

异常凭证的开具方和接受方涉嫌虚开发票、虚抵进项,骗取出口退税以及其他需要稽查立案的,移交稽查部门查处。对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而言,被认定涉嫌虚开时,应充分利用每次申诉、抗辩的机关,从交易真实和不存在虚开情况准备抗辩资料。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上游供应商向出口企业销售了货物、收取了货款并按规定向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开具了与交易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上游供应商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取得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作为申报出口退税的退税凭证的。也就是说,出口企业取得的异常凭证被税局认定涉嫌虚开,出口企业应从交易的真实性和不存在虚开角度积极抗辩。如果作为受票方的出口企业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上游企业虚开的情况下,依据国税发[2000]187号文的规定从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角度进行抗辩,避免承受本不应该由出口企业承受的不利法律后果。

在交易过程中,出口企业应保存好双方交易的材料,包括购销合同、运输物流单据、报关单、装货单、舱单、出口合同等;向税务机关证实货款已真实支付,保存银行转账凭证、收汇凭证等证明交易资金流向的单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在数量、货物名称、金额等应与实际交易情况的资料相符。按照出口退税规定,保存备案单证。

  • 委托专业税务律师处理涉税争议,充分利用救济程序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征管多由大量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规范,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在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过程中,税务机关也是执法标准各一,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税应对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了解,以便明确企业抗辩的方向,为充分保障出口退税权益的合法顺利实现,建议企业委托专业税务律师处理涉税争议,利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从交易事实、法律适用、证据和程序角度充分维护企业出口退税权,保障其权益的最大化。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