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频被“穿透”征税，股权代持涉税风险应关注

编者按：近期，税务机关连续曝光多起股权代持涉税案件，多名隐名股东因被“穿透”而追缴个人所得税。由于税法尚未对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税务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围绕两者在股息红利分配、代持股还原等多种情形下的纳税义务，仍存有诸多争议，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行政乃至刑事涉税风险。本文拟对此作简要梳理分析。

一、案例引入：阴阳合同与代持结构下的偷税认定

（一）基本案情

某自然人与意大利籍人士夏某达成股权代持安排，由夏某显名持有宁德市某房地产公司40%股权，该自然人为实际所有人。2014年1月，双方以夏某名义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8,000万元，并随即完成工商变更。2015年7月，该自然人与收购方实际控制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股权真实交易对价为14,000万元，存在6,000万元的价款差额。该事实后经（2021）闽民终1278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司法确认，认定该自然人为真实股权所有人，且涉案股权已实际转让。

（二）税务机关观点

税务机关认为，该自然人作为股权转让的实际收益人，是法定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其利用显名股东签订低价转让协议，又通过补充协议收取差价，隐匿真实收入，造成巨额税款流失。在税务机关依法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其申报后，其仍拒不缴纳差额部分税款，已构成“经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偷税行为。

（三）案件结果

税务机关最终认定该自然人少缴个人所得税近1,200万元、印花税3万元，并依法对其进行追缴及按照偷税进行处罚。该案清晰地表明，“阴阳合同” 与“代持结构”均不能隔绝隐名股东的纳税义务。一旦经济实质被司法机关文书或其他证据所固定，隐名股东利用复杂安排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同时面临税款追征与偷税定性带来的严峻法律后果。

二、不同情境下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纳税义务的争议

目前，税法尚未对股权代持中不同主体的纳税义务作出统一规定，导致实践中由谁纳税、如何纳税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以下以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均为自然人的情形为例展开说明。

（一）股权代持存续期间

在显名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时，普遍认为显名股东应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因为显名股东作为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信息的法律主体，依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其为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主体，代持协议仅约束协议双方，不能对抗税务机关。且从税收征管的角度而言，向显名股东征税符合征税效率原则。

在隐名股东收到转付股息红利时，隐名股东是否应再次纳税，实践中存在三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按“权益性投资收益”征税。即与隐名股东直接取得股息红利的处理一致，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被质疑其取得的所得不符合“股息”的法律定义，且可能导致重复征税，违背税收公平原则。

观点二认为，按“利息收入”征税。即视同显名股东向隐名股东借款投资，转付款项视为利息。该方式虽便于税收征管，但忽略了代持的法律实质，同样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

观点三认为，不征税。该观点基于转付行为不具备商业实质，如某地曾明确自然人显名股东转付不属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但该方式可能因双方身份差异（如显名股东为企业、实际出资人为自然人）引发税负不公或税收漏洞。

我们认为，个人所得税以个人实际取得的所得为征税对象。在股权代持关系中，隐名股东作为实质受益人，是股息红利的最终获得者。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发，若显名股东已就相应股息红利缴纳所得税，隐名股东取得的转付款项实为税后收益，不应再次课税，否则将构成重复征税，有悖税收中性及公平原则。

（二）股权代持解除

股权代持解除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零对价股权转让或司法确权实现隐名股东显名化，或者股权转让给第三方。

在零对价转让的情形下，是否产生纳税义务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代持还原实为“物权登记行为”，而非真实股权转让，故不应征税；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应依法律形式，按“财产转让所得”征税。后者虽可通过调整计税基础实现税负均衡，但可能损害纳税人的期限利益，带来现金流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若显名股东为亲属关系，可依据67号公告第十三条认定为具有正当理由，从而避免税务机关核定转让收入。

在通过司法确权实现股权还原的情形下，目前多数案例未予征税。但需注意，诉讼请求须直接指向股权归属确认，若仅为请求返还利润的给付之诉，可能不被税务机关认可。即便已取得司法裁决，税务机关仍可能依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公告”），将司法强制过户行为视为股权转让，并据此核定征税。

在股权转让给第三方的情形下，原则上应以显名股东作为纳税义务人履行申报缴纳义务。实践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市场主体登记机关通常要求提供与该笔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否则无法完成工商信息变更。然而，在部分情形下，若税务机关通过相关证据能够证实隐名股东为交易的实际收益人（如前述案例所示），则可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穿透认定隐名股东的纳税义务。此时，第三方在法律形式上仍为扣缴义务人，承担相应的代扣代缴责任。

三、不同情境下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可能面临的涉税风险

（一）通过零元股权转让实现股权代持还原可能被核定

在股权代持还原过程中，若采用零元或平价转让方式，可能因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被税务机关核定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实践中，由于核实代持还原的经济实质较为复杂，税务机关通常基于形式课税原则，将此类还原行为定性为股权转让，并以显名股东作为纳税人课征个人所得税。该处理方式亦与厦门市税务局相关复函（厦税函〔2020〕125号）所体现的征管导向一致。在此背景下，若股权还原中所采用的对价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税务机关有权依据评估价值进行纳税调整。尤其在标的股权公允价值较高的情况下，隐名股东可能面临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甚至因被认定为偷税而处以罚款的涉税风险。

（二）司法确权仍面临被认定为股权转让的风险

实践中，部分当事人试图通过司法确权程序将代持股权直接变更登记至隐名股东名下，并主张该过程不构成股权转让，以规避个人所得税义务。然而，这一路径存在显著税务风险。

根据67号公告规定，股权被司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明确属于“股权转让”范畴。因此，即使取得生效司法文书，税务机关仍有权依据实质课税原则，将代持还原行为认定为应税的股权转让，并对显名股东（或实际收益人）依法追缴个人所得税。此外，司法程序本身周期长、结果不确定，隐名股东不仅需承担诉讼成本，还可能在确权后仍面临税务机关的纳税调整，包括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甚至因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而触发罚款责任。

（三）股权转让第三方时未申报的风险

在将代持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时，若隐名股东取得所得后未依法申报纳税，将面临严峻的法律风险。对于隐名股东而言，其作为经济实质上的最终收益人，是法定的纳税义务人。若隐名股东未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可将其“穿透”认定为纳税人，追缴其个人所得税款，并可能将其定性为未申报或者“经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偷税情形，进而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四、股权代持事项应关注的合规建议及申辩策略

（一）股权代持协议应明确税负承担，注重证据留存与资金路径清晰

股权代持协议经双方签署确认，是认定代持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但在亲属、朋友等特定关系中，当事人常因信任基础而未签署正式代持协议，导致后续在股权归属认定上易生争议。在此情况下，若具备实际出资的转账凭证、证人证言、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记录、隐名股东与相关方签订的意向文件等间接证据，并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亦可辅助证明代持关系的存在。

然而，此类间接证据的证明标准较高，不仅要求实际出资人系统留存各类证据，还需他人配合作证，整体证明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司法认定结果亦难以预测。

为防范税务争议与权益损失，建议在签订代持协议或相关股权转让文件时，即明确约定显名股东在取得股息红利或股权转让所得后所产生税负的承担方式。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共同签订协议，以强化条款约束力。此外，在支付股权转让款项时，应尽量直接支付至隐名股东账户，避免资金经手显名股东等多层流转，以减少税务机关对交易实质的质疑，降低涉税风险。

（二）面临股权对价调整时，主张具有正当理由

根据67号公告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可视为具有正当理由，税务机关可不予调整：1.政策性影响：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因国家政策调整导致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进而需要低价转让股权；2.近亲属转让：向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转让股权，且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关系证明；3.内部员工转让：依据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并有充分资料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通常为限制对外转让的）股权内部转让；4.其他合理情形：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情形。因此，若存在上述情形，或者能够提交证明股权代持的，股东应在税务核查时及时提交完整证明材料，否则税务机关有权依法核定转让收入。

（三）准确界定偷税：主观故意是必要条件

实践中，对自然人定性偷税的，税务机关一般认定自然人存在虚假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情形。对于前者，《税收征收管理法》未明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偷税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虚假”已将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包含在其中，同时相关批复及大量司法案例也证明偷税之构成要件之一即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因此，当税务机关以“虚假申报”对自然人定性为偷税时，应当将自然人的主观状态考量在内。若自然人不存在虚假申报的故意，例如仅因对政策理解偏差而申报有误，则不应当定性为偷税。对于后者，如果自然人仅属于未申报而导致不缴、少缴税款应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若经税务机关通知后仍拒不申报，则存在偷税风险。因此，税务机关应当区分具体情形，对于不构成偷税的依据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进行处理。

（四）超过追征期的税款不应再向自然人股东追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26号）：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由此可以得出，自然人构成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情形但不存在偷、抗、骗、欠税行为时，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受到最长五年追征期的限制。我们认为，若自然人存在应申报而未申报事项被发现时超过五年，但不存在偷、抗、骗、欠税情形的，即使产生了不缴、少缴税款的结果，税务机关不应再向自然人追缴。

五、小结

股权代持关系中的税务处理，核心在于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之间的冲突与平衡。税务机关在征管实践中，出于行政效率、执法风险与财政收入保障的考量，倾向于优先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与形式课税原则，这导致了显名股东常被认定为纳税义务人，而隐名股东则面临被“穿透”追税的风险。无论是通过零元或平价转让进行代持还原可能引发的核定调整，还是司法确权路径难以改变税务定性，均显示出税法对民事约定效力的相对独立性。为有效管控风险，相关各方应在事前通过书面协议明确税负承担机制，并注重构建与留存能够证明代持关系真实性的完整证据链。在发生争议时，相对人可积极主张股权还原适用正当理由条款，并围绕不具备偷税的主观要件、追征期等相关规定进行论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