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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注销一字之差,涉税天差地别——对吊销/注销企业的税务处理(一)

 

编者按:

吊销与注销,一字之差却有不同含义,营业执照的吊销是一种行政处罚,而注销则是企业法人解散需履行的行政程序,包括税务登记注销与工商登记注销。本期,华税将通过一个案件的讲解,分析以被吊销/注销的企业为目标的税务处理/处罚的情况。

 

一、引言

长久以来,中国企业的生老病死离不开工商与税务两顶“大盖帽”。从设立来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登记机关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凭营业执照申请纳税登记。《税务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纳税人在申报办理税务登记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一)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等。

从解散来看,公司向工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一)注销登记申请书;(二)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公司决议或者决定,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者公司被撤销的文件;(三)清算报告;(四)营业执照;(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则规定,纳税人应当在向工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可见,在注册登记时,工商登记在先,税务登记在后;在注销时,税务注销在先,工商注销在后。但是,税务登记时,以工商登记颁发的营业执照为依据,而工商注销时,却未要求企业提供税务注销的凭证。由于此漏洞的存在,一些企业就以被吊销、注销之名,试图逃避税收债务。

 

二、案情简介

江阴市裕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由钱、於、殷、陈、刘五位股东各出资10万元,于2000年6月28日设立。住所地江阴市人民中路129-221号,经营范围系销售五金交电,电脑,通讯器材(不含发射装置),建筑装潢材料,机械电子产品。

公司设立后,没有依照规定进行税务登记,亦未进行经营活动。2003年1月1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签订买卖契约,将公司所有的房屋转让五位股东,由于房屋面临拆迁,未能办理过户手续。同年9月25日,由于未办理年检,公司被江阴市工商局决定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办注销登记。2005年房屋拆迁,拆迁实施单位将补偿款分别打入五位股东个人账户。

同年12月6日,江阴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接举报,对裕丰公司涉嫌偷税行为立案查处,向其发出了税务检查通知书,要求将纳税资料准备齐全接受检查。即日,江阴市地方税务局冻结了五位股东账户上的拆迁补偿款存款。12月9日,稽查局发出了税收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对裕丰公司作出了应纳税款的核定,并通知其在七日内提供相关证据。日裕丰公司虽提出异议,未能提供相关证据。6月19日,税务局分别(按年度)作出了核定税款通知书并附核定应纳税款记录,核定裕丰公司2001年至2005年应税收入合计17413395.27元,核定应纳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共计4906579.78元。送达后,裕丰公司及部分股东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关资料及证据。9月13日,税务局作出(2006)澄地税三核字第2001号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后依法扣划了五位股东账户上的存款。

复议维持,裕丰公司及部分股东不服,遂共同提起行政诉讼。

 

三、各方观点

原告认为:

  1. 企业被吊销,对企业及股东作出的处理决定纳税主体错误;
  2. 拆迁补偿款以及出租房屋的租金非应税收入;
  3. 适用核定征收的主体与程序不当,核定亦未考虑到公司相关费用与成本;
  4. 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程序违法;
  5. 对2002年以前可能的应纳税款进行征收超过追征时效。

被告认为:

  1. 裕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办理工商注销登记,仍然应承担纳税义务和接受行政处理;
  2. 五位股东尽管与裕丰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但房屋权属尚未变更登记,因此取得的补偿款仍属于公司收入;
  3. 税款核定征收的追征期并不适用三年追征时效规定,裕丰公司一直未能履行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其少缴税款,不存在补缴税款追征时效的情形;
  4. 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两审法院认为:

1.关于纳税主体问题:

《税收征管法》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裕丰公司虽未进行税务登记,但仍负有纳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法经[2000]24号函)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作为行政处理/处罚的对象。因此,裕丰公司的纳税义务主体不变。

2.关于核定征收问题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第三十五条亦规定了核定征收的具体情形: (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因此,裕丰公司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后仍未提供纳税申报材料,也没有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对裕丰公司进行核定征收税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3.关于拆迁补偿款归属问题

在房屋拆迁中,因房屋的房地产证书载明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是公司,五名股东出具了情况说明、收条等,均证明拆迁补偿款为裕丰公司所有、房屋的权属是公司。虽然五名股东与公司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买卖关系成立,但未办理登记,该房屋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因此,拆迁补偿款仍归属于公司

4.关于追征时效问题

裕丰公司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未申报、缴纳税款、也未税务清算,其纳税义务延续,被告应依法予以追缴。因本案的情形不属于《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税款追征的范围,三年和五年的追征期不适用本案。

5.关于冻结并划扣股东个人账户资金问题

原告对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提起异议,但是该行为是税收征收中的另一行政行为,并由另一行政主体作出,本案不予理涉。

 

四、华税点评

原告极力主张公司被吊销,非纳税主体,很大一部分动机是减轻税收负担。从税负角度而言,除企业所得税,公司还面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综合税负高。加之企业账目不清,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项目不明,个人所承担的税负将远小于企业。况且实践中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往往比较松散,个人取得拆迁补偿甚至有免税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房屋拆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2005)》)。

原告的“如意算盘”在于混淆“吊销”与“注销”的区别,而对此人民法院早有论断。从根源上讲,这样潜在的漏洞是由工商、税务两家分管,缺乏内部有效沟通机制导致的。可喜的是,自2015年国务院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工商、税务等部门大力落实,实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的登记模式,使混乱的行政管理得以理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税总函[2015]482号)明确,已实行新登记模式的企业办理注销登记,须先向税务主管机关申报清税。清税完毕后受理税务机关根据国税、地税清税结果向纳税人统一出具《清税证明》,并将信息共享到交换平台。若在系统中没有查询到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工商注销登记便不能进行。

吊销≠注销,简单的法律概念须明确。那么,若企业按照法律流程被注销,后税务机关又发现存在的税务问题时,又该如何处理?下期华税将以案说法,与读者探讨这个问题。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4种法律后果

 

编者按:为整治税收环境,加大对虚开发票犯罪的打击力度,国税总局先后下发了《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和《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其中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对购货方(受票方)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销售方虚开的情况下,显得有失公平。因此,随后颁布的《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明确界定了“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文结合关于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相关法律文件,针对实践中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多种情形,按照不同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区分。

 

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实际经营业务情况,是指开票方与受票方之间实际发生的经营业务活动,包括双方之间发生的商品货物买卖、劳务的提供与接受以及具体发生的商品货物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金额及劳务内容等。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是指发票记载的内容与上述实际发生的内容不一致,只要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既可以认定为虚开发票。

在实践中,若税务机关有证据证明受票方与开票方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受票方直接从开票方取得发票,或者通过第三方取得开票方开具的发票,无论是否支付“开票费”,通常认定为虚开发票,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情形,按照虚开发票定性处理。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虚开发票罪的规定情形、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

根据《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的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明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利用该发票抵扣了税款的;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均按照偷税定性处理。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法规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法追缴税款,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因此,利用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税务机关有证据认定受票方属于偷税的,受票方应按规定补缴税款、滞纳金,缴纳罚款。

 

三、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定性为偷税

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上述任一情形,但取得的发票被认定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按《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的规定,追缴税款并加收滞纳金。

 

四、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的规定,在购货方(受票方)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销售方虚开的情况下,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的: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

《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规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不属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

因此,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抵扣税款。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应按规定补缴税款,但不需要缴纳滞纳金和罚款。

 

附:相关法律文件

《刑法》

《发票管理办法》

《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

《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

《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

《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需区分,税局适用错误致败诉

 

编者按:税收保全措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条、第40条规定的内容。税收保全措施是指税务机关在规定的纳税期满之前,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某些客观原因,导致税款难以征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者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强制措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税收管理相对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法定义务,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其履行义务的行为。本期华税律师与您分享一则税务机关因对上述措施错误理解,被法院判决违法的案例。

  • 案情介绍

邵阳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注册地位于邵阳市江北开发区,经营范围系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

2014年1月20日,邵阳市北塔区地方税务局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甲公司缴纳欠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120余万元,1月26日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甲公司未就上述两份文书在规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亦未申请复议。2016年11月11日,北塔区地税局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甲公司在接到该通知3日内缴纳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甲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经地税局局长批准,北塔区地税局于2017年5月5日作出《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决定对甲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的存款账户实施冻结。甲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 本案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为:北塔区地税局作出《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的行为是否合法?

三、华税点评

(一)税收保全措施与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分析

1、税收保全措施

税务机关在规定的纳税期限之前,对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原因,致使以后的税款征收不能保证或难以保证而采取的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措施。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

(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纳税人在前款规定的限期内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限期期满仍未缴纳税款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冻结的存款中扣缴税款,或者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2、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是指税务机关在采取一般税收管理措施无效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国家征税的权利所采取的税收强制手段。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 税收保全措施与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界限

税务机关应当适用第三十八条还是第四十条规定,关键在于判断相应措施作出的时间。

如果税务机关是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作出,须受到上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的限制。如果税务机关是在纳税人在纳税期满后未缴纳税款时作出,须受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限制。

另外,税收保全措施的标的范围限于“相当于应纳税款”;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对“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三)本案税务机关应直接对甲公司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根据上述规定,税收保全措施的实施期间为“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限期内发现……”,如果税务机关是在纳税期满后未缴纳税款时作出的保全行为,则属于税收强制征收制度中的保全行为。税务机关作出该税收保全行为时,须受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限制。

本案中,北塔区地税局已于2014年1月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甲公司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后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后,甲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缴纳,北塔区地税局可以对其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适用第四十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对甲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理和处罚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甲公司未缴纳税款和罚款的事实客观存在,保全措施的适用期间已过,因此其作出的税收保全措施程序违法。

 

小结: 税收保全措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都必须责令限期缴纳在先,必须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并且在采取的查封、扣押方式上也基本相似,二者的不同点:一是税收保全措施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纳税人,而强制执行措施不仅可以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纳税人,而且可以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二是税收保全措施只是对纳税义务人财产处分权的一种限制,并未剥夺财产的所有权,并且是以提供纳税担保为前置程序,即“责任限期缴纳在前,提供纳税担保居中,保全措施断后。”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在一定情况下,可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所有权发生变更。但两者的主要区别以纳税人的纳税期限是否界满为标志。如果在规定的纳税期限界满以前采取的,应当是税收保全措施,如果在规定的纳税期限界满以后采取的则是税收强制执行。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十二月最新案例:省级税务机关因何败诉?违反法定程序或成税务机关败诉最大诱因

 

编者按:税收执法行为的程序性事项是司法审查和复议审查的重要内容。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其所作出的税收执法行为存在合法性缺陷,依法应予撤销。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撤销或确认违法的理由之一,主要是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果违反了法定程序,极有可能会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税务机关执法行为被撤销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定程序的违反。

 

  • 争议各方

上诉人:江苏省南通市地方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被上诉人:南通甲置业有限公司

 

  • 救济程序:行政诉讼二审程序

 

  • 裁决机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案情简介

2013年7月15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制作《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认为南通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税负较低,对其进行立案检查。2013年7月17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作出并向公司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告知甲公司自2013年7月15日起对其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经检查,南通地税局作出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甲公司不服,向省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

2015年7月27日,省地税局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决定撤销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2015年9月2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向甲公司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将税收稽查的《检查发现问题清单》送达甲公司,要求甲公司将核对情况予以反聩。2015年9月8日,甲公司作出书面陈述意见;同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经审理后,将甲公司税案作为重大税务案件提请南通地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次日,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书。2015年12月23日南通地税局作出并向甲公司送达通地税处[2015]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对甲公司追缴及补征税费合计20189508.54元,加收滞纳金307965.45元。甲公司不服,向省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

省地税局于2016年2月26日受理甲公司的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苏地税复决字[2016]2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甲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税务处理决定书》;2.撤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3.南通地税局、省地税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 裁判结果

一审:撤销《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南通地税局、省地税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0元。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江苏省南通地方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负担。

  • 违反法定程序分析

《重大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 第三十四条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第三十四条规定了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的案件作出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的主体。本案提交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后,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书,随后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明显违反了《重大案件审理办法》中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过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的案件,应由南通市地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南通市地税局的税务行政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理应撤销。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1]21号)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受理移送的案件材料后,根据初审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拟处理意见适当的,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上写明同意拟处理意见,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或主任授权的副主任批准后,以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名义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交稽查部门执行。

本案中,南通市地税局之所以会错发《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是由于对新法与旧法的衔接适用认识不清,新法生效后仍按照旧法进行处理,违反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基本适用原则。南通地税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于2015年2月1日生效实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因此《税务处理决定书》应由南通地税稽查局作出。

  • 华税短评

税收征管法第一条就确立了该法的双重立法目的,即保障国家税权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务机关作为税收的征管机关,天然的会更倾斜于税款的征收,在保障国家税权与纳税人权益两者之间出现冲突时,会侧重于保障前者。实现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就需要有法定的税收征管程序。有效的征管程序是防止税务机关滥用权力,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利器。税务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对纳税人做出的处理或者处罚决定应当予以撤销。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权保护与纳税人合法权益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现二者关系的均衡,也是我国税收法治化过程中的重要着力点。

 

附件: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苏01行终1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南通地方税务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地方税务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63号天目大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新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路80号瑞富大厦六楼。

上诉人江苏省南通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南通地税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省地税局)因南通新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景公司)诉南通地税局、省地税局税务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苏8602行初4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南通地税局的负责人周宏建及委托代理人傅晓军、石金荣,上诉人省地税局的委托代理人黄德科、李晨,被上诉人新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丽、吴泉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5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制作《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认为新景公司税负较低,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十九条的规定,立案检查。2013年7月17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作出并向新景公司送达通地税稽检通一(2013)25007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告知新景公司自2013年7月15日起对其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并向新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示了检查人员陈兴林、薛俊杰的税务检查证件。当天,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向新景公司送达了《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调取了新景公司的账簿资料,后南通地税局作出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新景公司不服,向省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7月27日,省地税局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决定撤销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2015年9月2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向新景公司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将税收稽查的《检查发现问题清单》送达新景公司,要求新景公司将核对情况予以反聩。2015年9月8日,新景公司作出书面陈述意见;同日,南通地税局稽查局经审理后,将新景公司税案作为重大税务案件提请南通地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次日,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书。2015年12月23日,南通地税局作出并向新景公司送达通地税处[2015]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对新景公司追缴及补征税费合计20189508.54元,加收滞纳金307965.45元。新景公司不服,向省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省地税局于2016年2月26日受理新景公司的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苏地税复决字[2016]2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新景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税务处理决定书》;2.撤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3.南通地税局、省地税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南通地税局是否具有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职权问题,需要厘清税务局与南通地税局稽查局之间的职权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该法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2002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为了落实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的要求,国家税务总局于2003年2月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3]140号),要求在国家税务总局统一明确稽查局和其它税务机构的职责之前,各级稽查局现行职责不变,稽查局现行职责是“稽查业务管理、税务检查和税收违法案件查处,凡需要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账证检查或调查取证,并对其税收违法行为进行税务行政处理(处罚)的执法活动,仍由稽查局负责。”2009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该规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税务稽查由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实施。稽查局主要职责,是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情况及涉税事项进行检查处理,以及围绕检查处理开展的其他相关工作。稽查局具体职责由国家税务总局依照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确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稽查局在所属税务局领导下开展税务稽查工作。”2015年2月1日,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开始实施,该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省以下各级税务局设立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第六条规定,审理委员会履行审理重大税务案件等职责;第三十四条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从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可以看出,各级税务局与稽查局的职责划分有一个逐步清晰和明确的过程。对于重大税务案件,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由审理委员会进行审理,稽查局按照审理委员会的审理意见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因此,对于本案所涉的税务行政处理的职责划分是明确的,只能由南通地税局稽查局作出处理决定,根据“避免职责交叉”的法律要求,南通地税局不应当再具有同样的职权。

南通地税局认为,《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对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划分只是税务机关内部的工作指引,稽查局要在所属税务局领导下开展工作,由税务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的性质属于部门规章,其中关于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分工,是对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要求的落实,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这一规定不仅调整税务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分工,更重要的是明确了税务局和稽查局之间的职权划分,是强化内部权力制约,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监督、规范各级税务局稽查局的行政执法权。这一规定不仅符合行政行为中“避免职责交叉”的目的,也符合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应当作为法定程序来遵守。税务局对稽查局的领导,主要是组织和方向上的领导,目的在于有效落实既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不代表税务局可以代行稽查局的法定职权。因此,南通地税局认为职责划分只是税务机关内部的工作指引,对纳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的意见,不予采纳。

南通地税局还认为,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被复议机关撤销后,南通地税局未重新立案,而是沿用了2013年7月15日的立案审批材料和前期调查取得的证据,故应适用修订前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1]21号)第十三条第六款的规定,由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即南通地税局的名义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2015年2月1日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开始施行,修订前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5年7月27日经复议后被撤销,南通地税局将新景公司所涉税务案件作为重大税务案件进行审理,并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新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行为系独立的行政行为,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适用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由南通地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不能适用已废止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因此,南通地税局提出本案应适用修订前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省地税局在复议程序中未对南通地税局是否具有作出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职权进行依法审查,故其决定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南通地税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超越法定职权,新景公司提出南通地税局作出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不具有法定职权的意见,予以采纳。由于南通市地税局不具有法定职权,故对本案所涉的其他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行政程序、处理结果亦不再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撤销南通地税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撤销省地税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南通地税局与省地税局共同负担。

上诉人南通地税局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税务局不具有税务检查和对税收违法案件查处的权力,并认定南通地税局不具有税务行政处理的职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规定,各级地方税务局为全职能局,有权进行税务检查和对税收违法案件进行查处。《税务处理决定书》的立案、检查、审理、作出等程序跨越了新老办法,从2015年12月23日上诉人南通地税局重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至今,省地税局尚未就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上诉人南通地税局作为原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机关就原行政相对人新景公司作出新的税务处理决定具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行政行为系独立的行政行为,并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认定本案税务处理决定应适用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处理办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南通地税局作出的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被省地税局作出的复议决定撤销后,南通地税局未重新立案,而是沿用了2013年7月15日的立案审批材料、前期大量调查取得的证据,就案件材料进一步核证后重新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书》。该税务处理决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而是原行政行为的继续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均规定行政行为被复议机关撤销后可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此处的“被申请人”只能是原行政机关,不可能变换一个新的行政主体做出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税务处理决定应当由南通地税局作出还是由南通地税局稽查局作出属于法律关系主体问题,属于实体内容而非程序范畴,因此应当适用修订前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新景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及二审受理费由新景公司承担。

上诉人省地税局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扩大稽查局职责范围,未审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和情形,将本案错误理解为稽查局专司案件,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的规定相违背,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涉及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四类案件以外的内容,已经超出了稽查局法定职责范围。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要求加盖稽查局公章的情形,针对的仅是稽查局职责范围内的处理处罚决定。本案属于由南通地税局办理的需要移送审理委员会审理的案件,仍应当是加盖南通地税局的公章。二、本次《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基于前次行政行为被撤销而重新作出,属于南通地税局的自我纠错行为,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综上,上诉人省地税局在本次复议过程中全面审核了南通地税局的职权、程序等问题,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省地税局的复议过程和复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和国家税收政策及秩序要求,应予支持。一审法院错误解读法律规范,违背上位法依据,对税务行政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影响。请求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保障上诉人省地税局权益和国家税务行政管理秩序。

被上诉人新景公司辩称,一、涉案税务处理认定事实错误。涉案2亿元不是股权溢价款,而是股权投资收益,上诉人南通地税局定性错误,导致错误计税5000万元。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出具的主体应当是南通地税局稽查局而非南通地税局,主体不适格,属于重大程序违法,应予撤销。2.涉案立案程序中对检查期间的划定严重失职,2010年涉税内容不能作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的处理范畴。3.南通地税局提供的税务检查证复印模糊,相关执法人员不具备税务稽查资格。4.上诉人南通地税局对应退税款不同意抵扣应缴税款,违反了国税发[2002]150号《关于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款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和第五条,《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5.上诉人加收滞纳金时间节点计算错误。6.被诉税务处理决定涉及教育费附加,超越法定职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法院从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各方提交的证据予以审核认证,符合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查,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该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省以下各级税务局设立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第六条规定,审理委员会履行审理重大税务案件等职责;第三十四条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本案中,新景公司不服南通地税局作出的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向省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省地税局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向新景公司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将税收稽查的《检查发现问题清单》送达新景公司,要求其将核对情况予以反馈。新景公司作出书面陈述意见,南通地税局稽查局经审理将新景公司税案作为重大税务案件提请南通地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南通地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书。2015年12月23日,南通地税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并向新景公司送达,决定对新景公司追缴及补征税费合计20189508.54元,加收滞纳金307965.45元,未加盖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印章不符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的规定。故被诉《税务处理决定书》不符合规定,应予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省地税局在复议程序中未对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否加盖南通地税局稽查局印章进行审查,即作出被诉《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亦不符合规定。综上,原审判决撤销南通地税局作出的涉案税务处理决定及省地税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南通地税局及省地税局认为原审判决适用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处理办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认为,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于2015年2月1日开始施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通地税处[2014]2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5年7月27日经复议后被撤销,南通地税局将新景公司所涉税务案件作为重大税务案件进行审理,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行为系独立的行政行为,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审适用修订后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南通地税局、省地税局的该项上诉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南通地税局、上诉人省地税局要求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新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江苏省南通地方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俊騑

审判员  黄 飞

审判员  王攀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孙 皓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年终企业要谨防这5大税务风险

 

编者按:我国现行税制中,主要以公历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纳税年度。如《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按纳税年度计算,纳税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税法和本条例所说的纳税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因此,一年年终,对于企业涉税事项的处理是一个重要的时点,需要处理好一些特殊的税务风险。本文结合华税服务经验,为企业提示5个年终需要格外关注的税务事项。

 

一、税前扣除凭证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第34号第六条的规定,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对于上述文件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1)企业发生的各项支出需要及时取得扣除有效凭证,对于当年度进行税前扣除的项目,应取得合规的发票等;(2)对于没能取得的扣除凭证,应在汇算清缴期(1月1日-5月31日)期间补充提供给税务机关,否则不能在当年度进行税前扣除。

 

二、个人股东借款

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第二条,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即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在法律上,企业法人就像自然人一样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比如纳税,消费,投资,发起或接受诉讼,参加社会活动等。对于自然人投资者而言,不能将个人资产和被投资企业资产混同,在涉及向被投资企业借款事项上,税务主管部门的上述文件虽存在一定的争议,且存在举证难等问题,但是对于自然人投资者而言,确是年终一个需要关注的税务风险点。

 

三、税收优惠资格期限

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目前我国针对绝大多数的税收优惠资格的享受已经实施了备案制,弱化前端的审批,强化中后端的监督管理。一些特殊的税收优惠资质,如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等,需要提交相关材料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核认定,但是,无论何种形式,一般都会设定一定的优惠期。比如,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资格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

需要提示的是,在实操中,由于企业取得高新证书通常是在下半年(年底),且取得证书年度就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资格(也即第一个税收优惠年度),因此,导致高新资质终止至再次申请认定,中间存在一个“空档期”,但是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的规定,高新认定提交的相关资料,要求的提交年度之前3个会计年度的相关材料,因此,年终企业应尽快审查企业的资质情况,特别是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尽快规划调整,以为下一年度继续提交申请材料、通过高新资格认定做好准备。

 

四、重要合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指税法规定的纳税人应当承担纳税义务的起始时间,其意义在于:一是为了明确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的具体日期;二是有利于税务机关实施税务管理,合理规定申报期限和纳税期限,监督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税法意义上的“收入”确认一般采取权责发生制,因此,交易双方交易合同的“约定”非常重要,甚至决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从税法上看,纳税义务时间一旦确定,就应该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纳税期限履行纳税申报义务,否则就属于“应申报未申报”,将面临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后果,主要包括滞纳金和行政处罚的风险。

因此,年终时签署的一些重要合同,需要充分关注该业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避免因为合同涉税条款设置不当,给企业现金流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年终奖个税

在税收征管中,年终奖的全称为“全年一次性奖金”,是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也包括年终加薪、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在税法范畴内,年终奖属于“工资薪金”的范畴,非法定免除事项都要依法纳税;同时,个人所得的形式也不限于现金,还包括实物、有价证券等。

在年终奖的税收征管上,是将其视为单独一个月工资、薪金,在税率的确定规则上,由于年终奖是一年劳动的报酬,因此将年终奖按照平分到每个月,以此确定适用的具体税率。

“金三”个人所得税扣缴系统上线后,税务机关对个税的监管又多了一把利器,许多实践中的做法势必面临更大的稽查风险,年底发放年终奖税务筹划更需要合规性的考量。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2017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申报流程、风险提示及建议

 

编者按:2017年5月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号),明确在2017年度至2019年度间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为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精准支持力度,上述三部门研究制定并发布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根据该评价办法,科技部火炬中心于10月26日下发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试行)》(国科发火[2017]144号)进一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作出具体的实操指引。日前,浙江、江苏、河北等地已陆续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本篇华税从申报条件要求、申报流程、企业应注意的监督检查风险三个方面对上述文件进行解读,以期为中小企业通过评价,切实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参考。

 

  •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条件和指标具体说明
  • 413”判定方法

4”:四个基本准入条件(必须全部满足)

 

1

 

1”:“四项基本准入条件+任意一项重要指标”可直接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2

3”:重要指标皆不符:四项基本准入条件+三项评分不低于60 

 

 

3 

 

 

 

总结为“413”判定方法,如下图示意:                           

4

 

 

(二)各项指标内容说明及统计口径

 

5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流程示意如下:

6

 

 

 

  • 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提示及建议

 

根据指引规定,“每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组织评价工作机构开展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抽查,随机确定抽查企业名单,抽查比例不低于5%”,财税〔2017〕34号文,明确在2017年度至2019年度间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

因此,华税建议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关注各地评价工作的动态,在要求时间内进行网上申报;严格按照加计扣除相关政策的规定对研发人员、研发项目、研发费用辅助账等资料进行完整梳理,留存备查,有关加计扣除实操要点可查阅华税往期文章。

 

2017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规变化、申报流程、备案清单和实操难点

2017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第1年,四个实操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7个重要变化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美“新税制”即将实施,5大问题须关注

 

当地时间12月20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4票赞成201票反对,批准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协商而成的税改最终方案,当日国会参议院也以51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方案。根据进程,税改方案只需美国总统签字,既可生效。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2月25日之前签字,从而使其中的诸多条款能从2018年1月开始生效,为美国人民送上“圣诞大礼”。

 

一、美国是否成为“避税地”

在新的税改方案中,美国企业税从35%下降至21%,从2018年开始生效,这将使得美国企业税达到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研究报告,成员国的平均税率为24.07%,而美国的新法定企业税率为21%,在废除替代性最低税,纳入多种抵扣之后,实际税负有望低于21%。

这意味着,随着新税法的实施,美国企业税将大幅降低,从全球较高的水平,降至平均税率之下。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成为全球新的避税地。

 

二、是否引发全球减税竞争

这一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一国的低税率并不必然引发全球性的减税竞争,另一个变量是该国的经济实力。

与全球各地知名的“避税地”不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的影响力巨大,美国新税制实施后,能否解决财政赤字、刺激企业投资、实现海外资金回流等诸多问题,抑或能否“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美国大幅减税会引发新一轮的减税竞争,几乎确定无疑。

事实上,在美国推进税改过程中,包括英国等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积极推进减税政策,2017年4月1日英国一系列新的减税政策生效:永久性降低公司所得税,小企业减税优惠被延长1年;雇主聘用未满25周岁的学徒免征国民保险税;就业扣除标准从2000英镑提高至3000英镑;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至20%。

 

 

三、对中国和中国税改带来什么影响

中国目前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30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最大受益国。我国同美国经济、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本次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对两国间资本、产业、高净值人士流动等产生巨大影响,考虑到美国减税同样会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国或争相效仿美国进行减税,那么整体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大。

目前中国也正在进行自1994年以来的最为重大的一轮税改:全面营改增稳步实施并适时启动了增值税立法,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与法律修订、房地产税改革与立法、关税、资源税和消费税等重点实体税种改革和立法有序推进;我国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建成现代税收制度。本轮税改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结构性减税,同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推进税收法治化。中国税改需要关注中国经济和财政实际,也需要充分关注全球各国税制改革,综合内外部情况,适时调整具体目标、改革路径、具体政策。

 

  • 对中国企业有什么影响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下,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走出去”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进行股权类投资,包括近年来持续高涨的全球并购;另一类是直接在各国设立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美国大幅度降低企业税,对上述两类投资形式都会产生影响,第一类:被投资企业实际税负的降低,意味着作为股东的中国投资企业可以分享更多的税后利润(需要按照中美税收协定缴纳预提所得说);第二类又可分为子公司模式和分公司模式两种,对于子公司模式影响类似于第一类,对于分公司模式,按照相关规定,国内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同时,准确计算并确定当期实际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根据双方税收协定等规定确定),并计算申报国内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因此,相较于第一类此类影响不大。

 

 

五、对个人资产配置有何什么影响

随着中国个人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全球投资,也包括境内的一些高净值人群,倾向于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各国税收情况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最为核心的考虑因素之一。华税建议,需要充分关注以下几个因素:(一)税收居民身份。通常按照各国税法规定,一国的税收居民对该国负有全面的纳税义务,也即需要就全球收益进行纳税申报,因此,需要充分结合个人的资产情况规划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合理降低实际税负;(二)各国个人层面的实际税负。特别是个人层面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对于投资、资产配置带来直接的影响。(三)遗产税。特别是对于有移民规划或已经定居海外的人而言,需要充分关注该国的遗产税立法立法和实施情况,比如本次美国税改,虽没有取消遗产税,但是大幅提高遗产税免税额度,整体而言对富人是有利的。

此外,各国目前正在积极实施CRS和FATCA,开展全球金融账户合作,中国富人财富管理的环境在急剧“恶化”,将不得不面对境内外资产“透明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华税认为,国人的财富管理理念和方式将遵循以下三大趋势发生变化:(一)从“违法”走向“不违法”。(二)从“简单”走向“复杂”。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社会,纳税人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小,往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最好的税务筹划方法。当资产透明化时代到来后,“简单”就意味着“风险”,在大数据时代,财富管理的方式越复杂越可能实现“隐蔽”的目的。(三)从“随意”走向“专业化”。“随意”是违法成本低的直接产物,未来,在征纳双方信息比较对称的情况下,专业化的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唯一的选择。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合法、有效凭证”界定不清、税务争议不断

 

编者按: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是企业众多税负中至为重要的一项。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相关税法规定要求税前扣除需要有“合法、有效凭证”,却未对何谓“合法、有效凭证”做过明确界定,这也导致在税收征管工作中,不少税务人员、财务人员都对此难以准确把握。本文将对“合法、有效凭证”这个概念进行简要解析,以帮助企业对其的理解。

一、案情介绍

甲公司注册于吉林省G市,主要经营范围系热食类食品制售、烟草制品零售、润滑油销售、车用乙醇汽油、柴油零售等。

2010年度、2011年度甲公司购进肉类、冻货类原材料价款合计2639658.6元,原始凭证均为收据(无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计入南、北餐厅“主营业务成本”结转后计入当期损益。在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未作纳税调整。2012年5月25日G市国税局稽查局向甲公司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就其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后因案情复杂,经稽查局负责人批准办理期限延长至2013年4月30日。2013年4月25日该案作为重大税务案件移交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2013年5月31日向甲公司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G国税罚告2013第12号)。2013年6月28日因前期调查认定事实部分存在问题,被告稽查局作出税务事项告知书(G国税通2013第1号)将G国税罚告2013第12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予以撤销,同日该案由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退回重新调查补充证据。2016年1月8日G市国税局稽查局作出G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责令甲公司补缴企业所得税款827676.61元(其中包含本案争议补缴税款659914.66元)、补缴增值税45179.46元,合计应补缴税款872856.07。并从滞纳税之日起按日收取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甲公司不服该处理决定,向G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G市国税局经复议于2016年7月23日作出G国税复决(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维持G市稽查局作出的G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

甲公司不服G市国税局复议维持决定,将G市国税局及其稽查局起诉至G市A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撤销G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及G国税复决(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经审理,一审法院判决将G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计算滞纳金的时间变更;撤销G国税复决(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驳回甲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G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经审理,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本文所讨论的本案争议焦点: 甲公司将收据(无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作为成本扣除的凭证是否符合我国税法的规定。

甲公司观点: 税法规定税前扣除的依据即合法有效凭证不仅包括发票,也包括其他财务凭证。甲公司服务区餐厅所采购的农副产品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企业所采购的农副产品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对此类产品国家是予以免税的,尤其是农村地区,多数销货方是无法取得发票的。2011年10月份,所得税归属明确给国税局后,才提供农副产品代开发票,但对前期已经发生的无法取得发票的自制白条子凭证没有要求进行纠正。因此甲公司利用收据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的。

税局观点:税前扣除凭证只能是发票。本案中,存在争议成本支出是用于购买原材料,支付的对象是我国境内的单位或个人,且上述单位或个人生产销售的原材料是属于增值税税收征税范围的,因此应当以发票作为唯一合法有效的凭证。甲公司在2010年度、2011年度购进肉类、冻货类合计金额2639658.6元的原始凭证均为收据(无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而非发票。因此甲公司该项业务税前列支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观点: 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仍不能视为“白条收据”可以按照合法、有效的票据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甲公司认为其以“白条收据”入账的支出是合理的实际支出,应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观点不能成立。

三、华税分析

本案中,甲公司和税务机关对于税法规定的成本扣除需要合法有效凭证均予以认可,但双方对于何谓“合法、有效凭证”存在争议。

  •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一般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帐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帐,进行核算。”根据上述规定,纳税人要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的“实际发生”,必须提供必要的证据,该证据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合法、有效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8]80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使用不符合规定发票特别是没有填开付款方全称的发票,不得允许纳税人用于税前扣除、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和财务报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国税发[2008]88号)第二条第(三)款第3项规定,“加强发票核实工作,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2009]114号)第六条规定,“未按规定取得的合法有效凭据不得在税前扣除。”

  • 如何理解“合法、有效凭据”

综合考察上列规定的核心是指,纳税人如果取得的发票不符合规定的,则不能以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和财务报销等的合法、有效凭证,但并没有规定纳税人的全部税前扣除项目必须都要取得对应的发票。那么“合法、有效凭证”的外延具体如何呢?理解这个概念需要对“合法性”、“有效性”、“凭证”分别进行理解。

“合法性”指的是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规定,税收政策没有规定的,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计算。因此,税务机关在判定凭证合法性时遵循如下原则:1.税收法律、法规、税务主管部门政策有规定的,要符合税收政策的统一规定;2.税收政策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财务会计制度有规定的,要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的统一规定;3.税收政策、财务会计制度都没有规定的,要符合国家其他法律、法规。

“有效性”指的是凭证及凭证所证明的经济业务事项应真实合理。其主要包含三方面:1.真实性,包含两方面,即交易的真实性和票据的真实性。首先,纳税人有关交易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收入、支出须已经真实实际发生。其次,相关凭证须客观、不偏不倚反映该项经济业务事项,可以充分披露其财务状况。《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账簿、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损毁。2.合理性,即支出的发生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3.相关性,即《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的只有与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可以进行税前扣除。因此作为税前扣除的依据,相关凭证须能体现这类关联,有时仅以发票作为单独依据并不能完整体现相关性,其他凭证如合同、判决书等应作为相关性的辅助证明。

如何理解此处“凭证”的内涵需要从法律设置其的目的来考虑。根据税法规定,企业申报税前扣除时所提供的“合法、有效凭证”的核心在于证明经济业务事项发生、明确经济责任并据以登记账簿。因此这类凭证的内涵应为具有此类作用的、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明。这里的“凭证”不应仅限于发票、财政票据,还包括其他会计凭证(包括自制凭证和外来凭证),以及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法律文件。

  1. 自制凭证,是指在经济业务事项发生或完成时,纳税人内部自制的凭证,如记账凭证,收料单、领料单、入库单、出库单、提货单、员工借款单、工资发放明细表、折旧计算表等原始凭证。这类凭证形式多样,税收政策、财务会计制度都没有统一规定,由纳税人根据自身经济业务、内部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只要凭证所记录或反映的业务事项符合真实、合理性的标准,也不存在违法违纪情形,就属于合法、有效性。
  2. 外来凭证,是指企业在同外单位发生经济业务往来事项时,来源于纳税人外部的凭证。例如发票、银行收付款通知单、企业购买商品和材料时从供货单位取得的发货票等。同自制凭证,当外来凭证所记录或反映的业务事项符合真实、合理性的标准,也不存在违法违纪情形,就属于合法、有效性。
  3. 其他凭证,若所记录或反映的业务内容真实、合理,也不存在违法违纪的情况,税务机关有异议时,也可以提出相关证明材料。涉及国家管理行为的,提供相应公文批件;涉及民事行为的,提供相应的合同协议,如有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文书可以一并附上。如果还有异议的,要求纳税人提供公证机构确认的或者中介机构鉴证的书面材料。

当然,在认定何种凭证可以作为依据时,仍然是以“合法、有效”作为前提的。例如法律规定的纳税人购进商品、货物、接受劳务属于流转税应税行为,而且具备开具凭证的条件,那么必须取得相关的发票,其他非发票类凭证不能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 本案中的“收据”不能单独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本案判决书未对甲公司用于税前扣除的凭证的收据具体形式及内容进行明确描述,因此此处分析以“未盖有财政票据专用章的收据”的一般情况进行分析。收据确实也是现实交易过程中从个人手或无法开具发票的企业购进物品后作为会计凭证的一种依据。但是由于收据这样的非发票类凭证容易作假,仅以其一种凭证作为税前扣除依据,真实性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在业务真实的前提下对于企业以收据作为税前扣除的依据的情况,一方面,企业不应以收据作为税前扣除的单独依据;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对此保留核实的权力;对于凭证无法核实或者难以核实的,应当依据《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规定,进行核定征收。

 

  • 使用不合法凭证的法律责任

对于非法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另外依据税法规定,企业如果使用非法凭证非法税前扣除,应承担缴纳少缴或未缴的税款、加收相应的滞纳金的责任。如果还存在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所规定的税务管理行为的,税务机关将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另外,如果涉嫌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将依法将其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小结

企业对于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必须提高重视。其中,关于税前扣除,企业应严格依照税法规定准备相关合法有效凭证。虽然合法有效凭证并不仅限于发票一种,但在业务活动和企业管理过程中,企业不应心存侥幸,而是应该依照法律规定保管相关票据,建立和完善会计账簿,以避免税收风险。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华税承办“2017中国税法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会议综述

 图为:2017中国税法论坛现场

2017年12月17日, “2017中国税法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在深圳·大中华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论坛的主题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涉税服务新机遇”。本届论坛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联合主办,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北京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华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等联合承办,深圳市律师协会、深圳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协办。来自政府机关、行业协会、高等院校、企业、律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税法理论与实务界的专业人士以及新闻媒体界的朋友600余人现场参加了本届论坛,2万3千余位社会各界人士在线观看了会议直播。

 

图为:论坛开幕式

 

12月17日上午9时,论坛开幕式隆重举行,由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博士担任主持人。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马国华,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出席开幕式并先后发表致辞。

 

图为:李林军副会长致辞

 

李林军副会长开幕致辞中指出,本届税法论坛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举办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三大特点“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均和税收密切相关。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税务总局王军局长提出2020年要率先实现税收的现代化的新目标,主要包括六大体系,税法体系、税制体系、服务体系、征管体系、信息体系和组织体系;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包括律师行业、税务师行业、会计师行业都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目标奋斗,为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地服务,为建设一个强大健康的涉税专业服务市场努力,为税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新的作为。

 

图为:马国华副秘书长致辞

 

马国华副秘书长在致辞中表示,本届论坛是自2010年举办以来,首次走出北京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举办。中国税法论坛已经成为税法理论和实务界一年一度的大事,这届中国税法论坛的召开得益于国家大力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目前空前活跃的税法服务市场,同时也与论坛的承办方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的精心筹办和无私奉献密不可分。他说,再过几周,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国家法治化水平全面提高,律师行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律师的专业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新兴的专科大夫型专业性律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在34万律师队伍里,专门从事税务的律师不到800人,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市场中对于税务法律服务需求不断扩大,金杜、中伦等大型律师事务所纷纷成立了专业的税务部门,诸如华税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精品化律师事务所也实现了业务的跨越性发展。马副秘书长最后对税务律师行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以下四点希望:一要服务于国家财税立法工作;二要服务于税收司法过程;三要服务于经济良性发展;四要服务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图为:刘剑文会长致辞

 

 

刘剑文教授发表致辞,首先他代表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认为本届论坛的召开正好反应了新时代财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他的致辞包括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依法治国,十九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二个关键词是财政制度,现代财政制度应该是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中心的制度,因为只有保护纳税人权利,才能化解社会的风险,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第三个关键词是涉税服务,要提高涉税服务的质量,就需要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有机结合,需要我们如何回应社会的现实,如何坚持问题为导向,实现理论引领社会;第四个关键词是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由律师、税务师、法官、学者和行政机关涉税法律方面的人来构成,由共同体共同推进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我们国家法治建设。

 

图为:施正文主任致辞

 

施正文主任在致辞中认为,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广泛,不仅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财税天然是一个“分配”的范畴、“公共”的范畴、“民主”的范畴,财税事关国计民生,事关民主法治,现代财税的核心特征是法治财政,法治财政才能让财政在国家治理当中扮演着基础和支柱的作用。财税解决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在推进民主法治,在调节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所以今年论坛的主题切合新时代的需要,在这样的主题下,涉税专业服务的新机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迎接它,我们怎么去用好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多年来两大协会卓有成效的开展了一系列战略合作,这个论坛就是两大协会合作事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很有意义。

 

图为:刘天永主任主持开幕式

 

图为:北京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揭牌

 

 

按照会议议程,开幕式最后环节,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马国华为北京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揭牌。论坛开幕式主持人、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律师表示,北京华税(深圳)律师事务所成立以后,将深入发挥华税专业及品牌的优势,秉承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与华南地区律师、税务师、注册会计师等业界同仁共同推动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本届论坛共包括五个主题,分别是:(一)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加快税收立法;(二)税收征管法修订与涉税服务升级;(三)近期税务争议案件深度解析与业务提升;(四)深化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涉税服务创新;(五)“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涉税专业服务创新。

 

第一部分主题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加快税收立法”,由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尹成刚主持。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华东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少英,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强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图为:冯俏彬教授发言

 

冯俏彬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设计和实施安排”,她认为,十九大报告对我们国家的形势、未来发展任务、工作重点有非常多的新提法,这些新的提法对于未来的财税改革,包括未来的税收工作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表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四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她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是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体制,分税制体制的“三驾马车”叫做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在这“三驾马车”当中,现在最复杂、最难办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

 

图为:陈少英教授发言

 

陈少英教授的演讲主题为“直接税改革和健全地方税体系”,她认为直接税改革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激发纳税人的民主参与意识,关注税制改革;二是基于纳税人的同意,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尊重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直接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由现在的分类所得税制改革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二是加快房地产税改革适时立法。同时,在直接税改革与地方税体系健全的关系上,她认为十九大以后,改革的序位发生了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预算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后是税收制度的改革,最后是央地之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这次顺序发生了变化,第一位是政府间、央地之间财政关系的改革,也就是健全地方税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图为:杨小强教授发言

 

杨小强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全面营改增政策完善和增值税立法”,他认为,国内外讨论税法问题首先要处理好政府、法律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其顺序应该是先有税收政策,然后有税收法律,最后才会有税收征收管理。针对营改增政策的目的,他认为核心目的是优化税制,其他目的都是附属目的。在谈到在中国营改增与国际规则的关系上,他以营改增中的服务与无形资产的纳税地点为例,进行了说明。此外,他还结合营改增的相关规定谈了“商誉”的问题,《营改增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商誉属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转让要交6%的增值税,那么商誉到底可不可能缴增值税?他认为商誉只能交所得税。此外,他还对增值税估计以及国际增值税竞争、增值税立法、增值税率、增值税行政管理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主题发言结束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富强,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张松进行了点评。

 

第二部分主题为“税收征管法修订与涉税服务升级”,由深圳市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委书记、深圳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桂乃希主持。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林军,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江苏省国税局征管科技处副调研员王宏伟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李林军副会长的演讲主题为放管服改革与涉税服务升级”,他的演讲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十九大精神中讲到“放管服”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国家税务总局王军局长对“放管服”讲了三个要求,放要彻底且有序,管要规范且有效,服要优质且有感。二是促进涉税服务发展。他认为主要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税务师行业党建统领,二要规范业务标准,三要培养专业人才,四要促进组织创新,五要推进智能互联,六要实施国际化战略,七要健全信用体系。

施正文教授的演讲主题为IBFD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观察报告分析与涉税专业服务升级,他认为美国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在引领国际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潮流,一个国家是否重视纳税人权利,是区别于一个国家是不是实行税收法治的标志,也是我们国家税务工作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标志。纳税人权利保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更是新时代的主题,IBFD从2015年开始启动了“纳税人权利保护观察项目”这样一个全球性项目,评估各个国家纳税人保护的状况,发布总报告和国别报告,今年国家税务总局积极组织参加这个项目。他认为,我国有待建立的制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申报;二是事先裁定。我们要高度关注这样几项纳税人权利:一是获得优质服务的权利;二是隐私机密权;三是纳税人获得代理权;四是救济权;五是纳税人有权享受公平和公正的税收制度,也就是税收立法要完善,要改革;六是知情权;七是只缴纳应纳税额。他认为税收筹划应该做合法的涉税服务,保障纳税人权利。

 

图为:王宏伟先生发言

王宏伟副调研员的演讲主题为税收征管法修订争议问题与难题破解他结合自身经历认为,《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法过程概括地说就是立足中国税收征管实际,聚焦中国税收征管短板,凝聚中国税收征管智慧,制定中国税收征管法案,回应中国税收征管关切,破解中国税收征管难题。对于难题破解的路径,他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中国特色;二是借鉴国外做法;三是体现时代特征。最后,他认为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主要应解决六个方面的问题:(1)着力强化税收法定基本原则;(2)着力夯实税源管理基础制度;(3)着力规范税收管理基本程序;(4)着力构建税收共治治理格局;(5)着力增强涉税信息获取能力;(6)着力完善纳税人的权益保障。

主题发言结束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美云,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史正保进行了点评。

 

第三部分主题为“近期税务争议案件深度解析与业务提升”,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秘书长张晓平主持。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学瑞,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家本,金杜律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董刚,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强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图为:张学瑞副司长发言

 

张学瑞副司长的演讲主题为“近期税务争议动态趋势和服务应对提升”,首先他给大家介绍了近期税务争议案件的发展趋势,近几年行政复议案件的平均增长率在28%左右,从税务总局的数据来看,总局2014年35件,2015年50件,2016年71件,今年10月份是120件。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也增长迅速,平均增速近50%,特别是2015年增幅达到81%,去年增幅47%,总局增幅更高,2013年2件,2014年10件,2015年45件,今年到目前是66件。从案件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征税管理、执法行为方面。他认为,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是要回到良法善治上来,这几年我国加大了提升服务的步伐,十九大把良法善治提高到应有的位置,近年来对法规政策的清理、合法性审查、合规性审查、公平竞争的审查力度非常大。他指出,就行政复议而言,要建立共通应对机制,发现了政策上的问题,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落实反馈解决。另外要促进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这对于我们推进良法善治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我们提升服务也非常重要。

 

图为:王家本副主任发言

 

王家本副主任的演讲主题为“近期出口退税典型疑难处罚案例深度解析”,他指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在开展一项活动,叫做“打虚打骗”,其中“打骗”是骗取出口退税。现在涉嫌违法办理出口退税的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对不符合条件的、税务机关作出不予办理的决定,不予办理有两种形式,一是明确不符合出口退税受理条件,叫不受理或者受理之后作为不予退税的决定;二是存在不能排除的嫌疑,暂不办理出口退税。第二种情形是已经办理了出口退税,但发现不符合条件,导致追缴税款,但是不定性、不处罚,也不涉及犯罪。第三种情形是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出口退税,这种行为要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王律师通过三个案例,详细解读第第一种情况中的第二种形式的出口退税不予处理情形,对于有疑点不能排除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处理出口退税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最后他建议强化出口退税纳税人的举证义务,在行政程序中相对人具有证明其存在真实货物出口的举证义务。对存在疑点且不能排除的出口退税申请,可明确规定在税务机关进行调查核实仍不能排除情况下,将暂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改为不予办理出口退税。

 

图为:董刚律师发言

 

董刚律师的演讲主题为“近期典型企业所得税疑难案例深度解析”,他首先分析了中国税收的构成,认为中国的间接税比重超过50%,高的年份接近65%甚至接近70%,中国的税改方向是慢慢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因为间接税具有税收转嫁功能,交税主体并不是真正的纳税人。其次,他对企业所得税常见争议问题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一是收入的确认;二是支出是否真实、合理、相关;三是发生的费用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商业常规的费用。最后,他结合两则实务案例,就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企业所得税的管理中,发票只是证明成本是否发生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证据”,同时,对于商业实质的判断,要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判断,很多税务的问题其实是法律的问题,越复杂争议大的案件,越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解决。

 

图为:王强律师发言

 

王强律师的演讲主题为“近期典型虚开增值税发票疑难案例深度解析”,他结合近年来在石化行业里因“变名销售”所爆发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情况,分享了华税律师团队代理及承办的一些此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诉讼案件。他认为,石化贸易企业所实施的变名销售行为在本质上不应当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尤其是不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并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构成要件、立法目的、犯罪本质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他还建议修订和完善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为本罪明确增设目的犯要件和危害后果要件,以确保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妥善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及刑法的公平。

主题发言结束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徐立,山西省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青政进行了点评。

 

第四部分主题为“深化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涉税服务创新”,由深圳市律师协会税务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吕志合主持。广东省国税局处长袁红兵,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教授陈玉琢,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张玉峰,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所长董国云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图为:袁红兵处长发言

 

袁红兵处长的演讲主题为“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实务案例解析”,他首先介绍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背景,认为税务涉税风险越来越得到各个层面的重视,特别是大企业。目前,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具体工作模式,主要包括数据采集、风险分析、稽查应对、反馈考核;与此同时,他还对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进行了展望,要强化税企合作,从税务总局的角度来也是想深化大企业的纳税服务的;最后,袁处长分享了几个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案例。一是可口可乐转让中国内地装瓶企业股权案。二是某汽车集团所得税调整案,他提出了对合理商业目的的看法。三是某银行超范围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案,对9号文中“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是指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风险准备金等准备金支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图为:陈玉琢教授发言

 

陈玉琢教授的演讲主题为“企业并购重组税务筹划实务前沿”,演讲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阐述了企业并购重组所涉及到的基本税收政策。其次他重点分析了江南嘉捷重组涉及到的税收问题。江南嘉捷重组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360借壳之前有一个过程,叫做VIE拆除问题;第二个阶段就是借壳上市,借壳上市包括江南嘉捷重大资产出售、置换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他分析了其中涉及税收问题。

 

图为:张玉峰先生发言

 

张玉峰先生的演讲主题是“资本市场涉税服务升级与案例解析”,他认为,目前中小税务师事务所甚至一些大型税务师事务所,常规的代理记账、代理申报已经走入死路,应积极转型与融合,注册税务师行业已经向注册会计师行业、律师行业开放了,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涉税专业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注册会计师、律师可以成为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税务师行业前景和方向就是向咨询和高端规划转型。

图为:董国云先生发言

 

 

董国云先生的演讲主题为“税务咨询服务助力PPP项目落地实施”,他指出现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PPP市场,PPP业务的生命周期长、参与主体多、业务关系复杂,税收筹划可以降低PPP项目的工程造价,可以降低税负,最终提高PPP项目的盈利水平,这也是保证PPP项目在我国长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主题发言结束后,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段晓红,国信证券投行总部总经理范国胜进行了点评。

 

第五部分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涉税服务创新”,由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教授、兼职律师袁森庚主持。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更生,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倪永军,德勤中国税务合伙人李旭升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图为:王更生副司长发言

 

王更生副司长的演讲主题为“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主讲内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王副司长认为“一带一路”应该多视角去看待,一带一路从提出到现在,基本前提是不设条件、不设关口,大家一起商量,在国际出现逆全球化倾向的时候,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的核心是一种理念。对于目前的美国税改,降税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缺口从哪儿来?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划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二是G20税改,税务总局在2015年专门成立G20工作领导小组,我国正在积极参与FATCA和CRS体系。三是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他认为应该加强税收合作,加强国际返避税,反对偷漏税等领域的合作,我们国家也在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

 

图为:倪勇军律师发言

 

倪勇军律师以“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最新动态与实务案例”为题,介绍了非居民企业的税收征管问题及相关实务技巧。他首先介绍了相关规定,然后就企业关切的税收风险点进行了重点分析,他认为非居民企业最关切的税收风险点主要包括以下六项:1、常设机构,常设机构在国外各国特别在发达国家是税务局执法的重点,也是一个金矿,一旦构成PE,他能调整的税额数字会非常大;2、源泉扣缴;3、间接股权转让,间接股权转让可能是反避税领域内,中国税务机关除了转让定价之外另外一个金矿;4、境外企业的境内居民企业认定,随着CRS信息报到税务局,税务局如果能看到或者推断出后面的架构;5、受控外国公司;6、反避税调查,包括滥用税收协定、间接股权转让、转让定价。最后,他还结合几个实务案例予以了分析。

 

图为:李旭升先生发言

 

李旭升先生的演讲主题为BEPS行动计划与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最新进展”,他首先介绍了BEPS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前景,认为过去我们一直讲避免双重征税,实际上现在看到的很多是双重不征税,这个问题的产生跟税收制度有关系,包括税收制度的差异,各国税制的冲突,包括转让定价、征税权,以及各国缺少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其次,他还分析了BEPS行动计划及国际税收征管合作,重点分析了数字经济、多边工具、税制的透明度等。最后,他分析了BEPS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他认为信息披露透明度提高了,企业成本增加了,但风险也会增加,尤其是转让定价新规则对于企业带来新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关注,一定要做好国别报告和转让定价报告。

主题发言结束后,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炎,广东财经大学税务系主任、教授陈小安进行了点评。

五个演讲主题结束后,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常州大学中国财税法治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史良法学院副院长梁文永进行了总点评。

 

本届论坛于1830举行闭幕式由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博士担任主持人。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权芳楼女士,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先生先后进行致辞,并举行了中国税法论坛论文大赛颁奖仪式。

 

图为:权芳楼副会长致辞

 

权芳楼副会长在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是十九大开启新时代之后召开的首次论坛,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全体参会人员受益匪浅,享受了一场高品质税法大餐。作为2017年中国税法论坛的一项重要活动,本届论文评选活动自发布公告以来得到了全国各地税务律师、税务师、税务干部、专家学者、注册会计师、企业财务等业界同仁和税法研究生的积极关注和支持,组委会共收到论文220余篇,经专家点评,共产生一等奖4篇、二等奖8篇、三等奖13篇。施正文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届税法论坛信息量很大,大家累并快乐着,税法论坛作为全国律协和中税协合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对推动涉税服务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特别感谢了论坛的具体承办方和会务组人员,认为这需要有一种胸怀,有一种担当意识!

 

图为:税法论文大赛颁奖仪式

 

最后,闭幕式主持人、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指出,本届论坛六百余人现场参加了论坛,直播平台有超过2万人在线观看了论坛盛况。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专业人士开阔眼界和思路,提升涉税服务水平无疑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促进税务律师、税务师跨界合作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作为本次论坛承办方华税税务师事务所,将一如既往的与各地税务师、税务律师进行友好的合作。下午19:00点整,刘天永主任宣布税法论坛顺利闭幕。

 

 

图为:安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集体参加

“中国税法论坛暨中国税务律师和税务师论坛”已连续于2010年、2011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成功举办六届,本届税法论坛的召开正值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历史时点,中央已就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等做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任务和新举措,包括增值税立法、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与法律修订、房地产税改革与立法、关税、资源税和消费税等重点实体税种以及税收征管法改革和立法正在快速发展和深度调整。本届论坛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涉税服务新机遇”为主题,与会税务官员、税法学者、税务律师以及税务师、企业财务人员等围绕“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等重大理论、实务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彰显了前沿性、理论性、实务性、专业性、开放性的有机结合,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达到空前水平。本届论坛的成功召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继续引领包括税务律师、税务师等涉税服务行业的发展、业务创新与战略合作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未来,论坛将继续以探索新时代中国税收法治建设中的重大前沿课题为己任,助力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对外开放战略!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

重点:股权转让所得纳税地点汇总

 

编者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股权交易市场日趋活跃,股权投资与股权转让在企业运营发展的各个阶段频繁出现,而税收成本则是股权交易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股权交易涉及金额普遍较大,所得税就成为最主要的税收成本。而不同的股权交易主体,又适用不同的所得税政策,本期华税以股权交易主体为基点,对不同主体股权转让所得纳税地点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一、个人股权转让

《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个人所得税由付款方代扣代缴。

《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第十九条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根据以上规定,个人转让股权的,由付款方扣缴个人所得税。付款方与被投资企业不在一处的,要在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居民企业股权转让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除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

因此,境内企业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所得并入生产经营所得,在机构所在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

1)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给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第七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在每次向非居民企业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所得时,应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企业所得税。

本条所称到期应支付的款项,是指支付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应当计入相关成本、费用的应付款项。

扣缴义务人每次代扣代缴税款时,应当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并自代扣之日起7日内缴入国库。

因此,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给居民企业,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居民企业为扣缴义务人,以居民企业所在地为纳税地点,在居民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企业所得税。

2)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给非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第十五条规定,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非居民企业应于扣缴义务人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之日起7日内,到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股权转让交易双方为非居民企业且在境外交易的,由取得所得的非居民企业自行或委托代理人向被转让股权的境内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被转让股权的境内企业应协助税务机关向非居民企业征缴税款。

因此,权转让交易双方为非居民企业且在境外交易的,纳税地点在被转让股权的境内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与所得发生地不在一地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自确定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发送《非居民企业税务事项联络函》,告知非居民企业的申报纳税事项。

 

四、股权转让所得纳税地点选择

为鼓励社会资本积极进行股权投资,推动高新企业、创业企业及地区经济发展,国家及各地政府先后出台了大量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发展的办法,其中的税收优惠及财政返还政策对于股权投资者极具吸引力。本文在查阅大量法律文件的基础上,汇总了我国部分省份的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为境内外股权投资者提供法律参考:

 

国家层面: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法》第31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所称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是指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7条)。

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号)),创业投资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3年第21号)中的“金融服务业”。

企业同时符合西部大开发15%优惠税率条件,又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规定的各项税收优惠条件的,可以同时享受。在减免税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按照25%的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减半征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

 

北京:

法律依据:《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京金融办〔2009〕5号)

鼓励和支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股权基金或管理企业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第39号令)进行备案,并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股权基金或管理企业可以依法采取公司制、合伙制等企业组织形式。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合伙制股权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

 

天津:

法律依据:《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办法》(津政发〔2009〕45号)

对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普通合伙人取得的投资收益或股权转让收益部分,个税税率适用20%。

 

上海:

法律依据:《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沪金融办通〔2008〕3号)

《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沪金融办通〔2011〕10号)

对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有限合伙人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依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横琴新区(广东):

法律依据:《珠海市横琴新区鼓励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发展的试行办法》(珠横新管〔2012〕21号)

《横琴新区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珠横新管〔2012〕22号)

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及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其中自然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收益或股权转让收益部分,税率适用20%;普通合伙人的投资收益或股权转让收益部分,税率适用20%,其他营业收入按照5%-35%征收。法人合伙人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自其获利年度起,前两年按所缴纳企业所得税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100%给予补贴,后三年按所缴纳企业所得税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60%给予补贴。

 

东莞(广东):

法律依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东府办〔2012〕99号)

自然人有限合伙人的股权投资收益,按20%的比例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普通合伙人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国税发〔2009〕87号文规定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重庆:

法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办发〔2012〕307号)

对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适用20%的个税政策。法人合伙人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此外,公司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符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按规定执行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出资者,其股权投资所得缴纳的税收市级留存部分,由市财政按40%给予奖励;所投资项目位于重庆市内的,按60%给予奖励。

 

新疆:

法律依据:西部大开发政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暂行办法》(新政办发〔2010〕187号)

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公司制股权投资类企业,执行15%的所得税率的同时,自治区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不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减免企业所得税自治区地方分享部分的70%。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合伙人的投资收益,适用20%的个税政策,自治区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0%予以奖励。股权投资类企业取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和权益转让收益,以及合伙人转让股权的,依法不征收营业税。

 

喀什、霍尔果斯:

法律依据:《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33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号)

《关于在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试行特别机制和特殊政策的意见》(新党办发〔2014〕10号)

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在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范围内、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70%以上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作者:刘天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税务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QQ和个人微信号均为:977962,添加可互动交流。)